《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临济宗,鉴真 全本小说免费看
- 其他小说
- 2021年11月24日 01:45:52
- 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
- 稚葵
小说: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
小说:其他小说
作者:临济宗
简介:简介:本书收录了星云大师弘法传教几十年来总结出的“一句话”箴言近百篇,就每一句话阐述人生心得,激励读者奋进,与人和谐共处
角色:临济宗,鉴真
1949年初到台。曾主编《人生》月刊、《今日佛教》《觉世》旬刊等佛教刊物。1967年创建佛光山,致力推广教育、文化、慈善、共修等佛教事业,并在世界各地创设200余所寺院道场。
文化事业方面:1976年创办《佛光学报》,翌年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编纂《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1997年出版《中国佛教白话经典宝藏》《佛光大辞典》光盘版;2001年将发行20余年的《普门》杂志转型为《普门学报》(双月刊);同时成立“法藏文库”,收录有关佛学之两岸硕、博士论文及世界各地汉文论文,辑成《中国佛教学术论典》《中国佛教文化论丛》各100册等。创立佛教电视台人间卫视,以及创办佛教第一份日报《人间福报》等。
教育事业方面:培养1300余位现代僧才,于五大洲弘法度众。并创立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及南华大学。
1985年,卸下佛光山宗长一职,之后四处云游弘法,创建国际佛光会。
近年致力两岸佛教交流。2003年11月,应邀参加“鉴真大师东渡成功1250年纪念大会”;随后率领佛光山梵呗赞颂团,首度应邀至北京、上海演出;2004年2月,两岸佛教共同组成“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至港澳台地区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巡回弘法;2006年4月应邀出席于杭州举办之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说,写下宗教和平交流的新一页。
大师著作等,撰有《释迎牟尼佛传》《星云大师讲演集》《佛教丛书》《佛光教科书》《往事百语》《佛光祈愿文》《迷悟之间》《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系列》《人间佛教语录》等,并翻译成英、日、德、法、西、韩、泰、葡等10余种语言,流通世界各地。
图字:01-2007-27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百语③/星云大师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7.7
ISBN978-7-80188-860-0
Ⅰ.往…Ⅱ.星…Ⅲ.禅宗-人生哲学Ⅳ.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4988号
作者星云大师
责任编辑张晶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话(010)64267325
传真(010)64245264
电子邮箱xiandai@cnpitc.com.cn
网址www.xiandaibook.com
印刷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1/16开
印张11
版次2008年4月第1版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978-7-80188-860-0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
《阿含经》说:“闻善言,要著意。”我很庆幸生来就具有这种性格,每逢听到好的句子,都能牢记在心,给予活用,使我一生受益无穷。例如家师志开上人引用古德的“先做牛马,再做龙象”,让我肯定工作最神圣,服务最伟大;芝峰法师的“不要做焦芽败种”,让我随所在之处都不忘失菩提心;尘空法师的“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让我即使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仍能坚忍不拔,无怨无悔;东初法师的“钱,用了才是自己的”让我体会到:最佳的用钱之道,是使大众获得取用无尽的般若宝藏。甚至童年时,外婆的“残缺就是美”、母亲的“排难解纷不是闲事”,还有教育家杜威的“重新估定价值”、一般人所误解的“图利他人”等,都成为我一生待人处世的格言。
后来,我自己在应事接物当中也悟出了许多“一句话”,像“凡处世待人,都要皆大欢喜”、“不要让阿弥陀佛代替我们报恩”、“为信徒添油香”、“要做义工的义工”、“肌肉是要活的”、“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感动是最美的世界”、“忙,就是营养”、“疾病就是良药”、“不知道的乐趣”等,于弘法开示中一经提及,立刻就会在徒众之间流传起来,凡此令我感受到“一句话”所散发的力量。无怪乎市面上不乏有关“名人成功一句话”的书籍,多年前也曾经看到《普门杂志》到处为“一句话”的专栏而向人索稿。
后来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固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听时似悟,对境生迷”是一般人的通病,所以希望我将亲身体验说出来,好让大家能够玩味其中的含义。回想我的一生,曲折多变,苦难连连,确实有很多“一句话”的故事值得作为现代青年励志的参考。因此从一九九二年七月开始,我不揣浅漏,将一生事迹,借着“一句话”作为引子口述出来,由弟子满果(辅仁大学、佛光山丛林学院毕业)整理记录,贡献给大家。《普门杂志》得知,率先争取连载,著名的《远见》、《讲义》等杂志也曾索稿刊登。经过七年的时间,我终于完成了一百篇“一句话”,而今结集出书,订名为《往事百语》。
犹记得七年前刚开始撰写《往事百语》时,心里曾经盘算着,如果每个月都为《普门杂志》提供一篇的话,也要花费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到一百篇,万一我才完成了六十篇、七十篇就往生了,如何成为“百语”呢?当时有人说,即使真的如此,弟子继续师长未竟之作,古有前例,比比皆是。如今《往事百语》居然在我自己生命过程中留下历史,真是令人欣慰。
最让我感动的是,多年来,读过《往事百语》的人经常让我分享他们的法喜:
有的说,懂得“心甘情愿”之后,做事有了另一番的境界;
有的说,了解“难遭难遇”之后,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意义;
有的说,“敢,很重要”,使他们在遭逢困境时,仍能抱持信心,冲刺到底;
有的说,“忙,就是营养”,让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产生无比的力量。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深思体会,真正把书读到了心田里,读到了生活中,所以能有如此的感受。《往事百语》之任何一“语”都不是分别的意识所能认知的境界,而必须用心灵去感受,用实践去印证,才能获得个中的意味。对于“一句话”如果轻易放过的人,即使是读遍千经万论也百无一用,这就好比牛饮狼吞的人哪里能品尝出“无心之茶,花红柳绿”?走马观花的人哪里能看得见“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经云:“以闻思修,入三摩地。”诚乃不虚之言也。
此外,由于书中所述皆为自己经历过的往事,所以:
一、难免以“我”为主轴来发展文章的脉络,同时对于时代、事物也有所臧否,但绝非自我标榜,纯为就事论事,旨在将心路历程及所思所行写下来,盼能对大众有所助益。
二、地点、人物虽不免有重复之处,但感受不同,如能仔细三思,咀嚼回味,必有一得。
三、承蒙学者专家撰文推介,愧不敢当,在此一并致谢,并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值此世纪交替之期,由衷感恩三宝加被,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作为公元两千年及佛教东传中国两千年纪念之献礼。
是为序。
星云于佛光山开山寮
一九九九年七月
目录
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
勇敢的一面
一念之间
不要做焦芽败种
未来比现在更好
有理想,才有实践
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
永不退票
敢,很重要
以智慧来代替金钱
我们都在写历史
面对问题,不要退缩
人生三百岁
愿心的升华
千载一时,一时千载
修行的真义
弘法利生
忏悔录
贫穷就是罪恶
感动是最美的世界
慈悲
不要让阿弥陀佛代替我们报恩
爱,就是惜
排难解纷不是闲事
为信徒添油香
不要将歉疚带到棺材里去
有情有义
人学的重要
检查自己的心
满树桃花一棵根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
尘空法师是太虚大师的高徒之一,曾经担任过早期《海潮音杂志》的编辑。抗战胜利初年,我在焦山“第一届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受训期间,有幸得与其亲近,他的慈心后学、长者风范,一直令我景仰心仪,顷接来鸿,自是欢喜不已。尤其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有信自远方来,更是如抵万金,我迫不及待地拆开展阅……
“现代的僧青年,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观念……”
当这一句掷地铿锵的金玉良言映入眼帘时,心中顿起无比震撼!在那个局势混乱的年代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加以台湾佛教徒在当时缺乏正信,只知烧香膜拜,乞求福寿财利,使得佛教沦人迷信之流,自然得不到社会重视。而佛教界本身也在处处打击僧青年的信心:寺庙不肯接受外来僧尼挂单用斋,求见长老屡遭闭门羹,撰写文章不准刊出,讲经弘法也备受限制……遑论要靠佛教生存。就在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处境下,尘空法师的一句话,犹如一帖强心剂,振奋起我的信心道念。是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应该抱持着“佛教的命运操之在我”的使命感!我将这句话谨记在心,也传述给我的同道,互相勉励。
是年,我从台中到了台北,在短短的两天之内,我曾在南昌路某寺,被一长老责问:“你有什么资格跑来台湾?”到了中正路某寺挂单,也遭拒绝,因夜幕低垂,我只有紧紧裹着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在大钟下躲雨露宿。有一回,就在下午一时左右抵达基隆某山寺的那一刻,寺方接到命令,不准供应我们午饭,其实,我们连前一天的午饭都还没吃呢!想去投靠成子寮观音山,途中却遭大雨冲毁公路,只得忍着饥寒,逗留在车站里,望着狂风豪雨,心中盘算:不知还有何处可去?
灰蒙蒙的台北天空,崎岖难行的基隆山路……至今回忆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能咬紧牙关,度过那段难堪尴尬的日子,是因为我对佛教有着坚定无比的信心,我自觉:人为的苦难,正是在考验我们的道念与毅力;而比起佛陀在因地修行时所遭遇的种种磨难,我们这一点点挫折,真是微不足道。
好不容易,终于有一家寺院肯收留我,我开始奉献劳力以为回报,我每晨拉车采购;我日日清洗大众浴厕;我一天打八百桶井水供应寺众;一有空闲,我就扫除庭院落叶;我为病人和老人服务,将亡者抬去火葬;我在大湖看守山林;我在寺中典座行堂……我没有大用,但我有佛教靠我的心愿,我要让别人接受我,我才能有奉献佛教、服务众生的机会。
后来,妙果老和尚问我是否有住持法云寺的意愿,无上法师也有心将灵隐寺交给我管理,慈航法师极力推荐我至天龙寺讲经弘法,宋修振理事长鼓励我到德林图书馆读书……由此可见,佛教是温馨的,佛教是重视人才的,只是我们要先建立起“佛教靠我”、而非“我靠佛教”的决心。
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期间,虽默默无闻,但也凭着一股“舍我其谁”的奉献热诚,为所当为。京剧名旦顾正秋女士在永乐戏院演出《火烧红莲寺》,我写信向她非议剧情诬蔑佛教;朱时英居士欲更改《觉群》的宗旨,我提出异议。台湾当局呼吁“取缔”拜拜,我撰文反对,主张应正名为“改良”拜拜;我为花莲大地震奔走募款赈灾;凡此别无他意,只是一心想让佛教有靠我的机会。
要做到“佛教靠我”,并非速成易事,还需要有坚强的忍耐力量,能经得起百般的阻难。记得过去上海沪剧团计划将拙著《玉琳国师》改编成话剧,在台北上演,有人告诉他们不要和我来往;台湾广播电台邀我撰写广播稿,有人去信要他们停止;甚至台北师范学院请我讲演,海报都已经张贴出去了,还有人有办法叫他们取消;章嘉大师提名我代表台湾佛教会参加在尼泊尔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居然也有人能将全案取消……这一切一切都不要紧,我自信能耐得过千锤百炼。后来,我和弟子在台湾广播电台制作“佛教之声”单元,达六年之久;我在台湾从台视到中视、华视主持佛教节目,转眼已有十几年的历史,甚至我现在每讲三分钟,华视还给我六百元台币的酬劳;而在各大专院校间的讲演,已经多得无法应付。现在我不必代表什么会,参加什么会,我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成立的国际佛光会,就已经将佛光普照全世界了。
因此一个人不要害怕被别人打倒,能打倒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四十年的岁月,瞬目即过,回想来时路,其间所遭遇的艰辛困苦,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之所以能够坚固道心,无怨无悔,尘空法师的至理名言——“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观念”,诚然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九二年九月)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
我将这句话记在心头,数十年来,自我奋发,精勤努力。现在回顾往事,我自觉也有勇敢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神州处处风声鹤唳,连故乡扬州也不例外,炮火枪声,街头巷战,时有所见,尸横街头,怵目惊心。在枪林弹雨中,我不仅曾经见义勇为,救活一位中弹受伤的战士,告诉大人用门板送他回后方,逃难时,更有躺在死人堆里的经验。那时,我不过十岁,在家人眼中,我是个胆识过人的孩子。第二年,排行老三的我,随着母亲,离乡背井,去寻找经商失踪的父亲,虽然烽火漫天,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到了栖霞山,我为了一句不经意承诺的话而毅然出家,说来也算是十分勇敢。
一九四七年,我出任白塔小学校长。那时每天都在夹缝中提着性命度日,但是却从不感到畏惧。
当时佛教积弊甚深,连本身自保尚有问题,遑论发挥济世度众的功效。有鉴于此,我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聚集起来,在宜兴创办《怒涛杂志》,到徐州编印《霞光半月刊》,赴松江张贴墙报,发送传单,甚至街头讲演,宣扬革新佛教、迈出山门、走入社会、广利众生的理念,虽然备受旧势力的打压,但凭一股兴教护国的热忱,我们不畏权势,愈挫愈勇。
一九四八年,我们来到了南京华藏寺,蒙住持荫云和尚厚爱,将全寺交给我们管理。我们一心志在复兴佛教,发现寺内陋习甚多,即刻着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规约,革新经忏制度,却不料与旧僧冲突日甚,加上我们的思想前进,已然触怒了当地的军阀政客和土豪劣绅。旧僧与官僚遂勾结起来,对我们百般迫害,煮云法师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松峰、松泉法师几乎丧命街头。我任职监寺,每天出生入死,却了无惧意,只觉得强烈的使命感时刻充溢胸怀,鼓舞着我们为教奉献。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谭嗣同、革命烈士秋瑾、林觉民等,为了拯救黎民于倒悬,尚且不惜牺牲一己生命、家人幸福,吾等出家大丈夫欲振兴佛教,普泽苍生,若不肯勇敢牺牲,又岂能成事?
一九四九年,我与同道智勇法师相约:他留守大陆,我则孤身来台,共同续佛慧命,绍隆佛种。由于长年深居内地,当时孤陋寡闻的我,对于台湾的印象,竟然还是古籍中所描述的蛮荒瘴疠之地。心中想到:玄奘大师不也历经流沙猛兽之险,只身西行,取经访道吗?古德有云:“为大事也,何惜身命!”我毫不犹豫地承诺下来,孑然一身地到达人地生疏的台湾北部,几经辗转,才独自一人至宜兰弘法,甚至在不了解全省人文地理的情况下,单枪匹马,环岛布教。多年后,不懂英语的我,还曾经数度只身赴世界各地弘法。回想当年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之所以能赤手空拳,不怖不畏地面对陌生的环境及遥不可知的未来,所凭者无非是坚定果决的勇气罢了。
来台初时,举目无亲,我四处寻求挂单,却频遭拒绝,备受奚落,而三餐不继、饥寒交迫则是常有的事,我却从不为此气馁。早年,孙张清扬女士对我礼遇有加,并有意出资送我出国留学,我一贫如洗,却未曾动心,更未尝向她诉穷求援。虽然那时无钱无缘,斗室中连一张陈旧的桌椅也没有,为了接引知识分子,我竟能首开先河,发起大专青年学佛,记得当时优秀的青年吴怡、张尚德、王尚义等,都是参与第一次佛教座谈的青年。
一九六七年,我四处筹款,买下佛光山的土地后,身上仅余微薄的一万元作为开山基金。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佛光山的各种建设,不也证明了勇气比金钱的力量还要大吗?
三四十年前的台湾社会民风保守,为了要提倡正信佛教,突破民间杀生拜拜的陋习,我组织佛教歌咏队,利用幻灯片作为弘法工具,开办儿童星期学校,设立学生会、弘法队,带领佛教青年到各地弘法……凡此创新不断招致非议,甚至还有人说我是佛教的大魔王,扬言要杀我而后快。我并不因此而稍有惮色,继续开风气之先,灌制唱片,制作佛教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佛教节庆时穿插歌舞表演等等,反对的声浪接踵而至,我仍一本初衷,坚持理想。
现在,各个道场纷纷效尤这些弘法模式,说明了当初的勇于创新有其必要。为了要引起社会人士对佛教的重视,我还举办空前未有的佛诞花车游行、大藏经环岛宣传团、运用视听器材的环岛布教等活动,果然掀起了学佛热潮。回想当时我们既无文宣专才与组织经验,又要经常面对教内教外人士的杯葛,而能所向皆捷,造成轰动,实在是靠着不退转的信心与勇气所使然。
弘法布教固然是困难重重,建寺安僧,乃至办学培养僧才,也不无种种阻碍。一九六五年,我在寿山寺兴致勃勃地向大众宣布要创办佛教学院时,却被某位有力量的信徒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师父!您办佛学院,我们无法长期支持经费,将来您会没有饭吃。”诚然,我当时财力匮乏,但是培植僧才以振兴佛教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不受警告威吓而退志,仍然决心办学,佛教学院于焉成立。三十年来办学不辍,毕业的学生人数愈千,遍布岛内外,不断为佛教献身卖力,而当年入学的学生慈嘉、慈怡、依严、心定、依恒、心如等,随我开山辟地,建立不少汗马功劳,目前都是佛光山最优秀的职事。常自庆幸:当年若稍有迟疑,不知要平白损失多少法将良才。
决定筹建佛光山时,也听到不少反对的声音,信徒们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宜兰雷音寺、高雄寿山寺可以听经礼佛,又何必要千辛万苦另拓道场?于是我特地包了一辆大巴士将大家带往现场,以便实地说明心中的理想,没想到他们见到刺竹满山,野草没胫,更加害怕起来。大家不但不肯下车,还说:“这种鬼地方,有谁会来?要来,师父您一个人来吧!”我独自下车,信步绕山一匝,思维良久后,笃定地对自己说:“我,非来此开山不可!”
开山时,筚路蓝缕的困苦艰辛,日夜不休的擘画经营,层出不穷的洪水天灾,声势浩大的悍民围山都非笔墨可以形容,然而就在无比坚定的勇气之下,一石一土的堆积,一血一汗的挥洒,荒山成为今日的佛光山胜地。当年不肯下车的信徒,后来都成了朝山的常客。当初美国西来寺的建设,也曾遭受附近居民的反对,经过百余次的公听会、协调会,十年的惨淡经营,才得以完成,如今不但是西半球第一大寺,更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其余岛内外各别分院,也都是在经济拮据、人力缺乏的情况下创立而成,其中所经历的困境,不知凡几。自忖若非秉持勇猛的信心和毅力,无法完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心愿。当然,于佛光山我虽退位,但于和尚我并未退休,所以对于国际佛光会,我还要更精进努力不可!
我一生随缘随喜,但是碰上有违原则的事,我绝不苟且妥协。接管雷音寺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请人将大殿内多尊神像搬走,并且亲自砍掉两旁神像出巡用的“回避”牌子,以正佛堂威仪庄严。为了密勒学人奖学金的滥发,应邀作评审委员的我,不惜向主办人南亭法师拍桌抗议。为使高雄市区信众便于学佛,我帮忙建筑高雄佛教堂,看见墙上的卍标帜与正统佛教不符,我力排众议,拆掉重建,后来证明:我的择善固执是正确无误。我又坚持将佛龛前两尊巨大无比的石狮打掉,借此非难的信徒持棍护狮,见我不惊不俱,闭目端坐,僵持良久后,终于默然离去。高雄佛教堂落成后,我自愿退居监寺,礼请月基老和尚担任住持,为此也费尽唇舌,几次三番折服信徒,外道的干扰也是不计其数。
少年在丛林参学,读到古德先贤们为法忘躯的精神,往往令我驰慕不已,尤其是唐朝智实法师为了僧道坐位前后,宁受杖责,和皇帝抗争不屈的事迹,更是令我钦佩叹服,故而立志效法。
还记得刚开始弘法时,有一次我在花莲宣传布教,警方前来取缔阻止,我到警察局抗议:“我们到处传教,都未曾有人禁止,难道花莲是化外之区吗?”威壮的声势倒也令他们愕然无声了。另一次,我在龙潭说法,眼见警察在台下取缔,我也毫不畏怯,依然在台上卖力演说,居然大家各做各事,直至讲经完毕,都相安无事。
《佛遗教经》中有云:“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毒之骂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在四十年以前,我写佛传时,对于佛陀这一番言教,已有所领略。那时,我在慈爱幼稚园召开董事会,刚要开始,一位素来霸气的信徒,建议一位毫不相干的人上台主持董事会议。在我走下台时,有位陈老师突然大发雷霆,将桌子一拍,骂道:“你们这些地狱种子!师父创办的佛教幼稚园,你们竟然找别人做董事长。”那位信徒知错,请上台的那位欲当董事长的张先生下台,要我重做主席,我实在不愿上台,但想到:眼前实在无人对佛教事业具有远见与魄力,只得忍住刚才下台的耻辱,本着“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决心,再度走回台上,继续主持会议。然而,有谁知道,为着顾全大局,再次步上讲台的那一刻,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这才深深体悟:忍耐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年近古稀,回首前尘,数十年来,忧民忧教,弘法利生,虽饱受讥毁,总是坚此百忍;虽频遭阻难,犹能勇往直前。惟自愧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教训比之,犹相去甚远。与诸佛菩萨的拔苦予乐、百劫精进相较,更是望尘莫及,但盼日后有更多的艰辛困境来让我砥砺身心,代众受苦,则于愿足矣!
(一九九三年五月)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
我闲来喜欢一书在握,神游天下,经常发现无论是古今中外反败为胜的战争,或者是各行各业出奇制胜的事例,其关键莫不是在“一念之间”。
多年来,我观察纷纭世事,研析始末究竟,时时觉得人生数十寒暑中的成败得失、缘起缘灭,都与我们的“一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首前程,自觉一生当中有许多事情,也都是取决于“一念之间”。
十一岁那年,母亲携我离乡,找寻在战争中失踪的父亲,途经栖霞山寺,我趁母亲礼佛之际,好奇地在寺内到处观看,遇到一位知客法师出奇不意地问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吗?”我因为急于回头找母亲,就随意说了一句:“好啊!”没想到他真的为我引见监院志开上人(后来成为我的师父),为了信守承诺,我只好与母亲辞别。如今,我由衷感谢这无意间的“一念”,使我得以及早遨游在真理的大海之中,汲取无边的法味。
我原本生性羞怯,不敢面对大众,因此来到台湾以后,即隐守在寺院中,于从事苦役之余,以教书写作弘扬佛法。
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在龙山寺遇到李决和居士正四处央请法师到宜兰弘法,无奈却因宜兰地处偏僻而乏人问津。我心生不忍,故毛遂自荐。李居士闻言,万分欢喜,回去后立即来信聘请。
就因为这“一念”的不忍之心,我来到了风光明媚的兰阳平原;也为了这“一念”的慈心悲愿,我开始鼓起勇气,面对社会大众,普施法雨,广行教化。宜兰之行,又成了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之一。
习与群众接触之后,弘法邀约相续不断,山巅水湄都有我的足迹。后来,远在高雄的信徒居然也闻风前来请法,他们的热忱如同南台湾的太阳一样强猛,每次总是请了乐队到火车站隆重接送,一路上吹吹打打,经过市区,鞭炮声、鼓掌声更是不绝于耳,引来路上行人侧目围观,行车驾驶也纷纷探头,令我坐立难安。后来有好几次来去,想尽办法,悄悄地换了几班不同的火车,还是难以逃过。
有一次,我听说某位信徒生病,即前往探视,没想到附近信徒早就已经在目的地守候良久,争相邀请我去作家庭普照,每到一处,总是瓜果饼干摆满一桌,我一生不忍拒绝别人的好意,于是去了,一家又是一家,一天下来,肚皮都快要撑破了。
信徒的虔诚恭敬固然感人,但是我自觉福薄德浅,受不起信徒如此盛情供养,因而生起了不要再来高雄的念头。但是有一次当我启程北返,刚坐上车时,信徒翁陈盆老太太跑到我的车窗前,对我说道:“师父!你一定要再来喔!”这一句话,我不知听过多少人讲过多少遍,但是此刻她那种渴望的音调与诚恳的态度,深深地叩击着我的心房。正因为这“一念”的感动,我决定与高雄再续法缘,因此,才有后来的佛光山。
一九六七年,我无意间听说越南褚姓华侨全家大小陷于经济困境,正欲一死了之,我当下就决定筹钱购买他所拥有的一片荒山,为其解困。为了这“一念”的悲愍,我不知花费多少唇舌力排众议,因为这里既没有秀丽的山光水色,也没有便利的公共设施,放眼望去,有的只是满山的刺竹,遍地的芒草。
好不容易说服大家,接着就是千辛万苦的开山工程,我和徒众每天在烈日骄阳下,担石凿地,挥汗如雨。遇到狂风暴雨,我们又得不惜身命,在山崩洪水中,搬运沙包,防止灾患。经过一番艰难的奋斗过程,荒山野地才呈现出寺院的初貌。今天佛光山能有这番繁盛的景象,全都是二十八年来不断努力开发智慧、劳力的结果。
所以,“一念”固然足以形成人生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自己必须肯用心,肯出力,去完成那最初的“一念”。
回想我这一生从俗家到出家,从大陆到台湾,从宜兰到高雄,从寿山寺到佛光山,乃至从岛内到岛外,虽然无一不是“一念”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其间不论是出自无心的“一念”、勇敢的“一念”、感动的“一念”、慈悲的“一念”,我都心甘情愿地坚持那“一念”,做好那“一念”,甚至为了“一念”,一生吃尽苦头,受尽委屈,也从无怨悔。
我的弟子满和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数年前,他以高分通过托福与GRE考试,就在申请留学时,他幡然醒悟,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诉说他的心声:“……要做一个出家人,是从发心、慈悲做起,而非从研究学问开始。我为了别人的希望、鼓励而去读博士,但是我仔细想想,我不要这些,我是来出家的……”
就在这“一念之间”,他也与留学擦身而过。目前他承办西来大学的校务,从事《西来通讯》的主编,并且为我担任英文口译,帮我笔译英文讲稿,样样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法喜充满,我相信他也会和我一样,感谢这“一念”的转变。
我记得在刚来台湾时,目睹佛法之衰微,深感痛心,因而常思如何突破。有一天,心中忽然兴起设立佛教文物陈列馆及佛教图书馆的念头。虽然我当时一无所有,但我拥有一颗不灭的恒心。为了实践这“一念”,每当身上有一些余钱,我就拿来请购佛教典籍;每到一地弘法,我也抽空网罗佛教文物。如今,图书馆、宝藏馆遍布于各地的佛学院与别分院中,足见惟有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为动力助缘,才能功圆果满,成就事业。
我从青年时期就非常关心佛教的动向与前途,三十多年前,我在伏案笔耕时,有感而发,在《佛教需要什么》的文章里写下:佛教需要建一个大学、需要办一份报纸、需要设一个广播电台、需要成立一个电视事业。尽管一经提出,遭人讥议,斥为天方夜谭,虽然许多年来,因缘不足,未能顺利如愿,然而这“一念”未尝稍退。
一九九○年,我终于在美国洛杉矶成立西来大学;一九九三年,被核谁佛光山在宜兰兴设佛光大学;将来我还要在别处广设大学,以佛教解行并重、悲智双运的理念教育青年,造福人群。虽然目前还有报社、电台、电视台尚未如愿设立,但是这些计划在我心中酝酿多年,相信必有实现之日。
我虽然择善固执,往往以一生的岁月来坚持“一念”的实践,但是我并不固守己见,刚愎自用,而能察纳雅言,回头转念。
一九五七年,我曾经接到日本大正大学的博士班入学通知,当我正准备负笈前往日本时,朱殿元居士对我说:“师父!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师父,地位比博士还要崇高,为什么还要去攻读博士学位呢?”我当下汗颜,自忖所言甚是,我已弃俗出家,以弘扬真理、净化人心为己任,我的地位、我的使命的确非比寻常。我又想到:人活着,不仅是要为自己打算,更要多为别人设想,我今天既然已经是他人的师父,却还要远赴东瀛,以日人为师,让我的徒众情何以堪?
就在这“一念之间”,我放弃了深造的打算,但是我未曾感到丝毫遗憾,因为我将研究学问的心力放在弘法利生上,施设了更多的佛教事业,利济了更多的有情众生,自觉人生更富意义。
丹霞天然本欲进京赶考,因为听到一句:“选官何如选佛?”“一念之间”,将官禄前程抛诸脑后,行至湖南,于石头希迁门下参学得道;六祖惠能本为一名樵夫,由于安道诚的鼓励资助,“一念之间”,放下世俗生活,来到黄梅,在五祖弘忍座下开悟见性。
我虽不才,但徒众之中也有多人因为只字片语的启发,而在“一念之间”选择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张慈莲因为我的劝告,“一念之间”,放弃当歌星的美梦,成为佛教徒,从事幼教工作,培育菩提幼苗,功德无量;依照在听了我的开示以后,“一念之间”,改变学唱歌仔戏的初衷,剃度出家,历任典座、当家,目前是巴黎佛光寺的住持,度人无数。
经云:“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天堂、地狱、喜乐、忧愁,乃至生、老、病、死无非都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一生中所遭遇的阻挠、伤害不知凡几,但都因为我时时持有乐观进取的念头,故能转危为安,化难为易。
我历经多劫,几次濒于死地,但是我不曾因为即将命终而形色忧惧,也未尝由于获得重生而雀跃狂喜。我以为生死只在“一念之间”,如果我们能在生时妥善运用时空,多做益事,则临死何惧?如果我们能在平日为自己写下历史,为社会留下贡献,则虽死犹生。反之,如果我们多行不义,无恶不作,即使藏身密室,服食仙丹,依然常怀恐怖,生不如死。如果我们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如同行尸走肉,则虽生又何异于死呢?
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贪嗔愚痴、邪见我慢,虽起于小小的“一念之间”,却足以毒害心灵,铸成大错。如果我们能及时到诸佛菩萨前合掌忏悔,能及时反省悔过,则“一念之间”又是另一番光风霁月的景象。
佛教说“一念三千”、“一念之间”,不但影响我们自身的行为举止,对于整个社会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慎于“一念”,时时在起心动念处观照反省,将自己当下的每“一念”都安住在慈悲、般若、大众、佛法之中。
(一九九四年五月)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
一九四七年,我从焦山佛学院离开以后,即遵从师命,随他到宜兴白塔山大觉寺礼拜祖庭。这时,当地的小学刚好缺校长一职,有鉴于教育对乡里建设的重要性,我应邀留下,为乡民服务,同时也着手展开我兴教救世的理想。那年我二十一岁。
白塔学校学生二百八十人,老师很少,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从办理教务到主持训导,从低年级教到高年级,可说是疲惫至极。
在枪声不断的暗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想到东晋时代的道安大师,虽生逢战乱之世,却不畏艰苦,行脚各处,聚徒译经,弘法不断;北周时代的灵裕禅师,虽处于毁佛法难,却无视危险,率领同侣,昼读俗书,夜谈佛理……就在他们的努力与坚持下,佛教得以继绝存亡,免于灭教厄运。吾等后辈佛子身受法益,又何忍坐视佛法衰微,甘于做个“焦芽败种”呢?于是,我决定和同道合办《怒涛月刊》,并且在课余时,冒着生命的危险,赴各地张贴海报,街头演说,鼓吹“革新佛教”的思想。
后来,我见地方不宁,难申己志,而当时机缘已趋成熟,便与一批有心振兴佛教的同道相约,前往南京图谋发展。此时适逢荫云和尚开明接纳,表示愿将华藏寺交付管理,所以我们就当仁不让地接收下来,并且订定新僧规约,要求寺众共同遵守,期能借此引起他寺响应,同为振兴佛教而努力。
当时的南京真可谓风云际会,盛况一时,徐州的《徐报》看重我们虽然人数不多,年纪也都很轻,却颇思有一番作为,所以特来邀请我们编辑《霞光》副刊,宣扬佛法。可见即使是埋在贫瘠土壤里的种子,只要自己本身健全,终会萌发幼苗,钻出地面;即使是生在万紫千红中的嫩芽,只要肯努力伸出枝头,也能引起他人的瞩目。最怕的是已经败坏腐朽的种子,或者正被利养之火熏焦的芽苞,掺杂其中,因为它们只会尽其所能,影响整体的继续生存。
果然,我们的积极作为引起寺内旧僧的强烈反对,他们勾结土豪劣绅,处处对我们施加压力,甚至买通军阀贪官,几次置我们于死地。就在这出生入死的日子里,我将老师的那一句“不要做焦芽败种”提出来,与大家共同勉励,竟然获得一致的共鸣。因为我们都宁可死而无憾于大众的托负,也不愿意生而有愧于十方的信施。
一九四九年,在深夜唤醒睡梦中的道友、同学,一同赶搭最后一班轮船,到台湾续佛慧命。
船身在惊涛骇浪中逆风而行,显得飘摇不定,我目视远方,只见黑茫茫一片,不知所以;再回望故乡,已渐行渐远,渺不可及,心中不免忧坳起来。这时,老师的那句话就像警钟一般,在耳边及时响起。在夜色朦胧中,看着漆黑的海水,竟像极了家乡那条运河,勾起我儿时的回忆,我蓦然惊觉:其实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具有“不做焦芽败种”的性格了。
记得家乡扬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里人多以剃刀(理发匠)、菜刀(做素菜)、剪刀(裁缝师)三刀为业,但是我从小就立志做大事,立誓不以“三刀”为伍,后来又看到来乡诵经开示的法师们,个个威仪庄严,在心中自然而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扬州一些寺院的大和尚成群结伴来乡避难,笃信佛法的外婆获悉,立即煮菜办斋,邀请他们来家里应供。茶余饭后,在大家的怂恿下,我随便认了一个师父。就在他们即将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突然仰头问他:“我可以带外婆一起去吗?”
“当然不可以啊!”他慈眉善目地笑着回答。
我又接二连三地问道:“我可以带母亲一起去吗?”“我可以带姐姐一起去吗?”
外婆的坚毅、母亲的明理、姐姐的勇敢,一向是我最钦佩的,但是大和尚回复的答案居然全部都是否定的,令我大失所望,故而就此作罢,不愿跟去。
就这样,我错失了一次出家的因缘,但是我终不于此懊悔,因为一年多以后,我在栖霞山巧遇志开上人,蒙他接引剃度。他,是一位真正为教为民牺牲奉献的高僧大德!
虽说我是志开上人惟一的入室弟子,然而他从不把我视为他一人所有,对我百般呵护,相反地,他动辄给我棒喝打骂,并且将我置于大众之中,让我在大冶洪炉里历经千锤百炼。我常想:如果当年我糊里糊涂地随着那位扬州大和尚出家,在小庙里修行办道,享受丰厚的供养,想必日后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株温室里的花朵,那里经得起时代风暴的几番冲击呢?
念及家师对我的种种期望,老师们对我的种种教诲,我总是坚定地告诉自己:“无论将来路途如何艰困,我一定不要做一个焦芽败种!”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当我从微曦中醒来,才发现船已驶进基隆港口。我们一行百余位僧侣上了岸,由北部走到南部,又由南部走回北部,全台湾竟然没有我们容身之地,所到之处,不是吃闭门羹,便是被白眼相待。
我们的脚底磨伤了,衣衫也经不起日晒雨打,破了好几个洞,肚子经常是饥肠辘辘。行脚途中,人数逐渐减少,乃至到后来寥寥无几,最后大家决定各奔前程。
之后不久,蒙中坜圆光寺收留安单,我在那里发心操持苦役,后来又前往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因为能刻苦耐劳,颇得寺众信任,但始终感到长久下去,固然温饱无虞,却不能对台湾佛教的正信前途有所助益,所以在一番考虑后,告辞他去。
接着,我应邀主编《觉群周报》,由于主事者未能按照创报人太虚大师的原意发展,因此我宁可拂袖而去,不为斗米折腰。二十六岁那年,我被选为佛教会常务理事,当时南亭、慈航、东初等诸位长老都一一落选,自感年纪太轻,又与负责人理念不一,决定不受此职,于是写了辞职书。许多人批评我不识抬举,不知时务。
来台初期,也曾为中广公司撰写广播稿,并且帮《人生月刊》前后义务担任主编达六年之久,同时又经常在《自由青年》、《勘战日报》、《觉生月刊》等多处报章杂志投稿,弘扬佛法,承蒙大家厚爱,一度被誉为“佛教文艺明星”。当时曾有不少教外刊物、社会报纸,以重薪聘请我当编辑,作记者,虽然我贫无片瓦覆身,但终究因为这些工作都不是为佛门服务,所以被我毅然婉拒。
一九五三年,我在宜兰雷音寺落脚,经济贫穷倒还不是严重的问题,治安单位今天调查,明天临检,有时传你过去问话,有时前来取缔法会,将整个教界搞得草木皆兵,才是最为无奈。
即使在这种种恶劣的环境下,我还是创造了许多台湾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绩,例如:第一所幼稚园、第一座讲堂、第一支歌咏队、第一次电台弘法、第一次环岛布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个星期学校(儿童班)、第一次乡村布教、第一次有佛教纪念品……凡此所凭借者无他,只不过自始自终,我一直坚持“不愿做焦芽败种”的信念罢了。
目睹当时许多同道见佛教风雨飘摇,在物质、精神的压力之下,纷纷见风转舵,另谋出路,我深感痛心。在择善固执多年以后,我一再地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证明了出家的路是无限地宽广,要选择成为佛教的护法长城,还是成为僧团的败卒逃兵,端视自己是否甘愿做一个“焦芽败种”而定。
谨记着“不要做焦芽败种”这句铭言,固然使我在逆境中倍增勇气,也让我在顺境中不致迷失。一九五七年,蒙获各地信徒之助,为我在新北投购置了一栋景致优美的花园洋房,命名为“普门精舍”,供我写稿,不但使我得偿夙愿,拥有一方安住写作的天地,而且供养还算丰厚,生活过得怡然自得。
但是为了安顿随我学佛的一批青年,以及扩大佛教在文化方面的力量,住了没多久,我在大家一片可惜声中,将房舍让售给他人,以所得款项,买下三重埔的一座楼房,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没想到后来竟成为佛光山文化事业的摇篮。至今想来,仍为当年这份果敢、无私无我的决定感到自豪。
万事起头难,佛教文化的推展工作在最初时也历经一番辛苦,还好弟子们都没有“焦芽败种”的性格,在大家同心协力的奋斗之下,法务蒸蒸日上。一九六四年,我将“佛教文化服务处”扩迁到高雄大圆环边,中山路与中正路交叉点的一所房子,因为交通方便、闹中取静,众人咸认是一块上好的吉地。尽管环境稍趋平顺,我并没有因此而踌躇志满,仍然一本初衷,时刻留心观察现势,擘画佛教未来的前途。
三年后,我再度出乎信徒的意料之外,将这块大家眼中的黄金地段出售,买下一座荒芜的山地。这时,其他已一无所有,而刚刚创办的“寿山佛学院”又开学在即,许多人为我担心不已,更有一些人笑我愚痴无智。
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各种佛教事业在这片荒地上渐渐开展起来,如今已向外拓展至各地。如果当年我耽于安乐,如何能有现在佛光山岛内外的百间道场?如果当年我心愿褊狭,如何能有今日遍布世界各处的佛光会与佛光人?
至今我年届七十,仍行脚各地,弘法不辍,曾经有人问我:“何必要这么辛苦?这么卖力?”“何必要把佛教事业做得这么多?这么大呢?”这一切都不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不做焦芽败种,尽一个佛子应尽的责任罢了。
出家近一甲子来,目睹一些出家未久的人,以为修行就是要去住山闭关,倡导出家就是要不问世事,心中真是良感哀痛。千百年来,佛教之所以未能维持盛世,历久不衰,不正是被“焦芽败种”之流,将法义扭曲,把佛教弄得几乎消失隐没?幸赖历代一些气度恢宏的祖师大德们力图发扬,才使得佛教在迭经变乱之后,还能够绝处逢生,长存不辍。所以我一再勉励徒众:为了亿万众生的法身慧命,我们绝对不能做“焦芽败种”!
你看!在大自然中,砂岩里的小花因为能够突破困境,故能接受阳光的照耀,绽放出美丽的奇葩;湍流中的小鱼由于能够逆流而上,故能享受洁净的源流,展现出活泼的生机。它们都努力求上进,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何况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呢?因此,我们不必叹息自己的地位卑微。有用的人,即使接受一点小因缘,也能点石成金,做得轰轰烈烈;无用的人,就是付予一桩大事业,到最后也只是“无声息的歌唱”罢了;
君不见古今中外,有多少伟人豪杰虽然家世清贫,但因为努力不懈,所以能功成业就,光耀门楣;又有多少不肖子孙,即使继承万贯家财,却由于自甘堕落,非但败光所有产业,甚且使父母蒙羞。假如任何行业的人都有“不做焦芽败种”的发心立愿,又何患无成。
在各国的历史中,不乏有忠贞爱国之士,即使国难当头,犹能力挽狂澜,振衰起弊;但也有许多扶不起的阿斗,纵使赋予重责,掌握政权,不但没有作为,甚且亡国败种。
可见“焦芽败种”并非天生本质如此,亦非后天环境造成,而是完全在于我们的心念,如果我们能一心向上,则百福临门,万家生庆。一心趋下,则千古成憾,亿劫不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创造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工程师,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潜能,如果我们都能自许“不要做焦芽败种”,则不但自己获益无穷,也能令整个社会蒙受多利。
(一九九五年元月)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
三四十年前的台湾,佛教徒多以诵经拜忏为主,对于佛法中因缘果报等教义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当时的寺院多将佛经典籍束之高阁,一般人不易接触,市面上印行的佛书,多以课诵本或一些非佛法的善书,即便偶见《金刚经》、《弥陀经》等,也都是古本制版流通,内容艰涩,印刷粗糙,真正能让人了解佛法的读物真是少之又少。
有鉴于此,我尝试用浅白平易的文字撰写佛教小说、散文、传记、诗歌,在报章杂志刊登,在广播电台发表;我设置“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简明易懂的佛教丛书;我发起“每月印经会”,采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分行,重新编印佛经;我编纂佛教杂志,登载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文章,使佛法能深入人心……凡此都获得了大众良好的反应,连平日视佛教为迷信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予以认同。
为了提升佛教文化的层次,我继续往前迈进,创设佛光出版社,以生动的文字将佛教的智慧流通于世;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以现代化的方式让大众易于接受佛经;举办赠书活动,将优良的佛教图书捐给机关学校,使整个社会都能受到书香的熏陶;鼓励演艺人士从事佛教电影的制作,以悲智愿行的典范寓教于乐;指导老师们研究佛经里的教育方法,用方便巧思启发学生的心灵。目前,我仍然不断地著书立说,将自己体验的佛法公诸大众,并且继佛光山、西来寺、澳洲的佛教宝藏馆之后,又于各处设立展览馆、美术馆,以精美的文物展现佛教历史的源远流长,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
台湾佛教从乏人问津到热烈澎湃,佛教典籍文物的通俗化、文艺化可说居功最大。将来,我们还可以从事长程的规划,重新结集三藏,将汉文三藏经典整理简化,添加南传经典和现代著作,修正与原意大有出入的佛书,补入新发现的古人作品,举凡相关的漫画、摄影、雕刻、建筑、图表、梵呗圣乐的曲谱、护教辩难的论文、法制规章程序等,均纳入其中,并且重新归纳分类,电脑存档编印,成为国际共遵的三藏经典,让佛法从山林寺院走入社会学校,从出家弟子到达在家信众。
此外,我们可以拟定方针,大力提倡佛教优良读物,奖掖佛教音乐创作;分门别类,出版佛教专书;运用视听科技,将佛经讲座、梵呗音乐、佛教卡通、佛法典籍、佛教剧本、佛教故事制作成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片;成立佛教资料社,将佛教人事、数字考据等资料建档,为历史留下见证;兴办佛教通讯社,对外发布佛教每天的大事、活动、佛教对政经的观点、佛教对生权的维护、佛教对和平的看法、佛教对舆论的督促;设立佛教电台、电视台……让社会大众的眼见耳闻都能够浸润在佛教的世界里,相信未来的社会一定比现在更安和乐利。
五十年前在大陆各地丛林参学时,我就深深地感到:过去佛教寺院以租佃收入与法会油香添补经济来源的不足,随着时移世迁,社会形态逐渐改变,佛教的财源也应有所更易,更何况普济群生是每一位佛子应有的责任,所以兴办佛化事业才是佛教的慧命所在。十年后在台湾,这份心愿逐渐达成。
四十年来,我为教界造就人才,办理养老院、育幼院、托儿所、幼稚园、图书馆、出版社、杂志、学校、讲堂、医院等,佛教事业的大众化不但带动了佛教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让佛教事业更加普及化,鼓励信徒经营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农场、林园、工厂、银行、报社、电视、电台、购物中心、超级市场、信托保险、旅游事业……佛教界可以办理青年助学贷款、工商企业融资、退休养老基金、急难扶持会……成立职业辅导训练中心、妇女求职中心、电话法语中心、佛法咨询中心、大专青年活动中心、老人长青苑、收容所……鼓励佛子们充实六度四摄的修养,担任教授、讲师、律师、医师、护士、幼教师、教诲师、布教师、工程师、美术师、音乐师……组织佛教体育队伍、佛教音乐团体、提拔佛教艺术人才,举办佛教巡回展览,以正当娱乐来化导众生。
佛教本着慈悲济世的胸怀,以普及化的佛化事业教众养众,相信整个社会必定会更加富强康乐。
佛法的教化由文字到图样,由静态到动态,无非都是度生的方便,然而佛法不是一种知识,必须要靠修行才能有所体证,只可惜过去的佛教太过重视出世的思想,佛弟子一入门,所接受的就是苦行禁欲、了生脱死的教义,法师也鼓励信徒舍弃世间,入山清修,不但埋没了佛教的人间性,也使得整个佛教与社会脱节。
因此,我提倡每日课诵生活化,依据自己的环境,将修持纳入生活作息当中;我主张戒律规范人间化,鼓励信徒实践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的修持,树立饶益众生、福利世间的风范;我赞成举办经常性的念佛会、禅坐会、报恩会、法座会、八关斋戒会等,让红尘众生借此荡涤尘虑;我也欢喜举办大型的禅净密三修法会、扫街植树运动、亲子游乐活动……欢迎信徒全家参加,共享法喜;我在佛光山及各道场设立修持中心,提供良好的修行环境,我发起朝山参访团,启发信众清净道心。
经过多年的努力,佛法已在台湾民众心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家均公开赞扬佛法的周遍圆融。举凡佛像开光、佛化婚礼、新居洒净、破土典礼、开工仪式、公司开幕、落成大典等,民众们也都喜欢邀请法师前往加持祈福,冀望日后每个人从生到死,从小儿弥月到成年礼仪,从公仆选举到宣誓就职,从年节庆典到家庭聚会,都能借着佛教仪式来净化身心,那么台湾上下必然一片和谐,社会到处一定安详和乐。
近几年来,国际佛光会举办的净化人心七诫运动,不但引起法务部的重视,机关学校也纷纷热心参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行的世界佛学会考,吸引百万人共襄盛举;佛光山丛林学院主演的梵音海潮音音乐会,屡次造成座无虚席的盛况;佛光山举办的短期出家修道会、在家戒会、教师夏令营、大专青年学佛营,也成为大众每年瞩目的焦点。修持实践的人间化俨然是今天佛教的趋势,日后我们还要朝着统一化的目标前进,因为各门各派的修持方法分歧太大,各宗各寺的礼仪程序差异太多,不但佛门信众莫衷一是,也容易导致邪魔外道乘虚而入。所以,今后的佛教,早晚课诵内容应该统一,生活规范应该统一,禅净忏仪规则应该统一,婚丧喜庆仪式应该统一,乃至殿堂供奉的本尊应该统一,印刷发行的经书应该统一,称谓头衔的礼貌应该统一,僧俗层次的资格应该统一。
多年前,法学博士曾敏敏女士曾对我说:“我们在家信众总是觉得了生脱死、成就佛道,是一件好渺茫,好遥远的事情,我们只想知道自己如何能够过得比别人更好一点,比世人更超逸一些,就很满足了。”我听了这番话,心中真是感触良多。佛教之所以无法推展开来,化导群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传教者不能契理契机,而用出家人的标准来要求在家信众,使得有心之士觉得佛道难成而心生畏惧,裹足不前。人间最重要的就是让现在的生活过得更好,舍弃人间的生活,哪里还有佛道可求呢?舍弃现代的说理,哪里能使人心悦诚服呢?因此,我在说法时,总是鼓励信众净财事业越多越好,禅悦法喜越妙越美,希望大家都能在佛法的引导下,拥有全面的人生,享有合理的经济生活,正义的政治生活,服务的社会生活,净化的感情生活。
弘法的内容固然需要顺应人心,弘法的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所以,我们应该走入人群,到乡间的庙口宣道,到展演殿堂讲经,到三军阵营开示,到各级学校说法,到机器声不断的工厂布教,到受刑人聚集的监狱指点迷津。我曾力排众议,用音符乐曲来弘扬佛法,以声光化电来敷演妙谛。我也改变传统讲经形态,有时采取座谈方式,一齐研究讨论;有时前往家庭普照,与信徒们接心;有时召开会议,大家报告心得;有时举办活动,彼此联谊交流。
四十年前,我突破窠臼,在台湾兴建第一座讲堂,灌制第一张梵呗唱片,设立第一所星期学校,发动第一次环岛布教。我在道场建筑里添设教室、会议室、简报室、图书馆、视听中心,将寺院学校化,使之成为“学佛”的场所,而不仅是“拜佛”的地方。我在聚会活动里,增加开示说法,好让与会者将实用的佛法带回家庭,影响社会,达到净化人心的目的。
刚开始,我以现代化的理念进行弘法工作时,真可谓滞碍难行,但是久而久之,当人们发现现代化使得佛教更加进步,让众生更能身受法益时,大家莫不起而效法,认可实践。
弘法方式的现代化已经成为时势所趋,未来我们还要迈向“国际化”的新里程碑。因为佛陀说法总是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为对象,佛教的弘传当然也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为满足。所以,我在佛光山开办国际学部,培训国际弘法人才,我创建国际佛光会,统筹世界各地的佛教资源,遍洒菩提种子于十方;我设立国际弘讲师、檀讲师制度,结合僧俗四众的力量,在海内外广宜妙谛;我发起佛教委托研究,奖励世界有心之士探讨佛教国际化的各种问题;我召开国际佛教学术会议、国际禅学会议,我补助中央大学召开文学会议,我支持一些美学研究,期使学术界也能互相交流;为了提倡佛教融合,我举行世界显密会议、国际僧伽讲习会,增进世界各宗派之间的团结合作。如今我又开始筹划国际佛教金刚会议、国际佛教妇女会议、国际佛教义工会议、国际佛教青年会议……未来佛教的弘法若能走向国际化,必定能使众生蒙福更多。
经云:“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四十六年来的努力已经使佛教在岛内开花结果,如今我们必须站稳脚跟,在现阶段的通俗化、大众化、人间化、现代化上精进不懈,放眼未来,着力于佛法的文艺化、制度的统一化、事业的普及化、弘法的国际化,相信未来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更加美好。
(一九九六年六月)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
回想童年时什么都不懂,但当我见到庄严宏伟的佛寺道场,及长袍飘逸的出家僧众时,心中便生起将来要出家当和尚的念头,不料这一念后来竟成为事实,如今想来,真是印证了“有理想,才有实践”的道理。
出家之后,受了几年关闭式的丛林教育,有一天居然异想天开,在日记上写着“佛教需要文艺化,佛教需要电影化,佛教需要人间化,佛教需要国际化”,日后当我“实践”稍有成绩的时候,才恍然觉悟到,这一切的一切虽然在当初只是小小的一念,却在自己未来的一生当中,成为“理想”的果实。
为了“实践”佛教文艺化的理想,我从青少年时期即开始在纸上涂鸦,记得第一篇作品是《钞票的话》,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念头投稿,没想到竟然被江苏省在镇江发行的《新江苏报》录用,后来我又接二连三写了许多小品、新诗寄到《新江苏报》,也都获得录用刊载,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无上的鼓舞。
及至弱冠来台,虽然当时食不果腹,依然自我勉励,陆续以浅显的白话撰文写稿,《无声息的歌唱》就是在生活最艰困的时候,为向大众介绍佛教法器写下的只纸片字结集所成的书籍。我不但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如《茶花再开的时候》、《真正皈依处》……佛教童话故事《星君仙女下凡尘》……刊登在《人生》、《觉生》等佛教杂志,又尝试撰写长篇小说《玉琳国师》,没想到初试啼声,即蒙受读者欢迎,后来多次改编成剧本,录制成广播剧,在电台播放,拍摄成电影,在剧院演出。其中以数年前勾峰先生改编制作的连续剧《再世情缘》最为轰动,连岛外地区都争相播放。
也因为当初这一念“佛教文艺化”的“理想”,我不知结交了多少文艺界的朋友。像郭嗣汾先生就是我四十年来的文艺老友。为了推动“佛教文艺化”的理念,我曾邀请他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菩提树下的儿女》,广受好评。在我主编的佛教刊物中,也发表了许多像痖弦的新诗、公孙嬿的散文等当代名家的大作。
此外,著名文学家何凡、林海音夫妇也曾多次与我聚餐座谈,而后来的一些作家像应未迟、端木野、陆震廷、姚家彦等人,一直到佛光山开建以后,仍经常与我往来会谈。台湾女作家协会会长刘枋女士尤其喜欢佛光山清幽的环境,曾经来此长住。天主教徒郭晋秀女士等一群女作家则组织合唱团,经常在佛光山重要的集会中献唱。去年我赴美弘法时,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黄美芝率领作家多人,也专程前来邀请我担任该会顾问。当初“佛教文艺化”的这小小一念却让我与岛内外文坛人士广结善缘,实是始料未及之事。
过去在大陆时,由于雅好文艺著作,因此胡适之、林语堂、巴金、鲁迅、老舍、茅盾,乃至冰心、郭沫若、沈从文、许地山等人的诸多作品,我可说是无所不看,至于欧美翻译名著如《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的烦恼》、《老人与海》、《浮士德》等,我也多所涉猎。及至来台,像谢冰莹、琼瑶、高扬、徐訏等人的散文、小说,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我都一一拜读,作为忙里偷闲的一点娱乐,甚至像武侠小说家卧龙生等人,后来与我还成为朋友。我发觉:与他们无论是神交也好,对话也罢,无形中都增广了自己的知识见闻,甚至与经义相证,趣味盎然,对于开拓思维,遣辞用字,助益甚多。
我努力提倡“佛教文艺化”,其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因阅读文艺作品,而在八识田中种下菩提种子。但有些人不明此理,批评我太过重视文艺。回溯历史上的八大山人、石涛、怀素、曼殊等出家僧众,虽然在艺术上具有伟大的成就,却不能列入正统佛教史中,诚为可惜!
其实,胡适之曾称赞《维摩诘经》是世界上最长的白话诗,《华严经》是儒林外史式的小说,其他如《大宝积经》、《百喻经》等,是词句优美的散文,《本生谭》则有类现代的文艺小说,凡此虽是佛法,但在文人的心目中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艺术。
此外,从佛教弘传的历史来看,长行式的散文、重颂式的诗歌、譬喻式的故事、论议式的杂文……二千五百年来,不知度化了多少迷惘的众生。敦煌洞窟中八相成道、《维摩诘经》等图案形式的变文,将佛教文学与艺术相互结合,穿越无垠的时空,也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贡献。古德云:“高山不辞土壤,大海不拣细流。”大家为何独将文艺排除于佛法之外呢?
为了光大圣教,我决定忠于“理想”,以“实践”来证明一切,所以我接办《觉世》,另创《普门》,成立“佛光出版社”,以雅俗共赏的文字,让佛法走进家庭,深入社会。如今《觉世》每期发行量逾四十万份,《普门》是岛内惟一月有盈余的佛教杂志,“佛光出版社”所出版的佛教图书包括中、英、日、韩等各国文字,多达四百种,并曾多次获奖。凡此成果,不都源于当初那一念小小的“理想”吗?
我生长的年代正逢默片流行,记得十岁左右,曾走上很长的路程,看了一出抗战宣传默片,心中深受影响。及至出家之后,有声电影问世,然而碍于封闭的丛林教育,无法见识到现代化的声光化电,只有从报章杂志上阅读影评,心中对电影的向往日以复加,从而萌生“把佛教故事搬上银幕,将佛教电影化”的想法。
佛学院毕业后,我从宜兴来到南京,在新街口的大华戏院观赏严俊和李丽华主演的“文素臣”,心中深受感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现代有声电影。后来,又看了林黛刚出道时主演的第一部片子《小白菜》,剧中小人物的苦难情形引发我心中的共鸣,电影的影响力再一次地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虽说看电影与看书一样,都是正当的嗜好,但出家人喜欢看电影毕竟不能为人所谅解,所以我也自我约束,避免讥嫌。尽管如此,“借电影弘扬佛法”的心愿已深植八识田中。
来到台湾以后,有制片厂表示有意将拙作《释迦牟尼佛传》拍成电影,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真是高兴极了,自忖多年来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尤其想到金国戏院的负责人是我在台北的皈依弟子,那时的兴奋实非笔墨足以形容。但电影上映之后,才发觉剧情根本与原著不符,遑论合乎佛法?但观众哪里晓得个中原因,于是种种的抗议、恐吓接踵而来,我首当其冲,遭到许多无妄之灾。
后来又有人要将我的《玉琳国师》改编搬上银幕,易名为“千金小姐万金和尚”,因为是台语发音,当时我听不懂,也无从了解它的好坏。
过了几年之后,电视逐渐开始普及,电视制作人游娟、林登义等人又将此书改成连续剧,在台视、华视播出时,又因剧情不符原著而招致批评。
虽然历经多少挫折,我依然不灰心,因为“佛教电影化”虽是我五十年前的一念奇想,但也是我终生努力实践的“理想”。像日本片《释迦传》、《鉴真大师》、《空海上人》,韩国片《等身佛》、《大鹏翅鸟》、《元晓大师传》等,将佛教故事透过电影效果深入民间,可说是功德无量。岛内的制片水平逐日提升,应该可以拍出更好的佛教电影供大家观赏,像《维摩诘经》中“天女散花”的故事,如果能运用现代的科技效果,将大乘佛教活泼的内涵精神展现在银幕上,必定会比京戏里的“天女散花”还要精彩。此外,若能以历史性的手法拍摄《西游记》,以正面的手法将玄奘大师横渡流沙,西行取经的艰辛困苦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必定能引起观众心灵的共鸣。
多年来,我经常将心中的理念分享给电影界的朋友,可惜至今还未见有人敢勇于一试。尽管当初心中的理想未能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但多年来的努力耕耘,长出一点小花小草,也不能不视为美景的前奏,我对于未来还是充满光明的希望。
我一生中着力最多者,便是将“佛法通俗化”。十五岁时就读的焦山佛学院,有“佛教的北大”之称,当时的老师皆是一时之选,不但佛学素养深厚,社会知识也异常丰富,讲起国文、地理、历史、生物……都是旁征博引,生动有趣。因此,每次一堂课下来,我就能牢记其中的内容,那时常想,如果佛法也能用类似这种讲法,必定能收到更大效果。
所以,我初来台湾时,虽然在佛学院仍沿用传统的分科、表解来教导学生,然而一旦出去面对大众弘法,我必定走“通俗”路线。
有一天,我在一所寺院听到一位信徒赞叹某人讲经讲得真好,但当别人问起讲些什么内容时,对方却回答:“什么都听不懂,只知讲得很玄很妙。”我闻言自忖:当初佛陀说法的用意本来就是为了利喜众生,如果被后世的佛子讲得让人听不懂,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看看当时的佛教界普遍以赶经忏为主,对于弘法却不重视,遑论说法的内容与方式了。也因为如此,信徒们只知道拜拜、吃素,却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自觉觉他。因此,我更决定要以“通俗化”的方式来弘扬妙谛,设法将现代人的生活点滴和佛法印证融合。
我发觉:将佛法真理讲得让人听不懂很容易,让人能了解其中的奥义却是十分的困难。尽管如此,为了使大家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我愿意比别人花费更多的心思来准备教材,甚至省吃俭用,购买弘法道具,从黑板到幻灯片,从投影机到电脑字幕,几乎都可以说是开佛教的先例。
自一九七二年开始,二十年当中,我一口气主持了数百场的佛学讲座,从乡村陋巷到展演殿堂,从大专院校到军营,从监狱到工厂,从难民营到体育馆……后来,四百多篇通俗化的讲演稿陆续结集成书,由佛光出版社出版,最近更应大家要求,分编为单行本,每年发行数百万份以上。想当初仅凭一点小小的理想,经过努力实践,得到这么一点点的成绩,虽然不甚满意,但也聊以告慰家师当年的勉励了。
如今我虽已年届七十,仍继续以“通俗化”的方式到处说法,并且每天在华视、中视、台视三家电视台主持弘法节目,像“星云禅话”、“星云说偈”、“星云说喻”……都是借着浅白的言辞来解释繁琐难懂的名相、典故、渴颂、义理。自播出以来,回响不断,其中有意欲轻生的少年感谢我让他重获新生,有貌合神离的夫妇感谢我挽回了他们的婚姻,有失和反目的婆媳感谢我让他们一家重拾美满的生活,有独居失伴的老人感谢我给予他心灵的拄杖……这一切都证明了“理想是因,实践是果”的道理。
一九三八年,太虚大师远赴欧美弘法,并且在各地倡导组织“世界佛学院”及“佛教友谊会”,但终以后继无人、经费缺乏,而未能克尽其功。年少的我由报章杂志中获知此事时,虽已是走入历史的陈年旧闻,但仍在心中引起无比的震撼,“佛教需要国际化”的理想也因此深植脑海,成为我永世奋斗的目标。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出访,随着台湾佛教会访问团到东南亚国家访问,由于担任该团的秘书兼发言人,所以有很多机会和当地的政要或佛教团体的主要干部谈话。记得在马来西亚,邱宝光居士和我初次见面时提到:在新、马一带有许许多多佛教青年不会说中国话,却会说很漂亮的英文,假使能有通晓英语的法师常在槟城弘法,一定会有更多的知识青年皈依佛教,最后他表示很希望台湾的大德法师能前来领导他们学习大乘佛法。我听了以后,感慨万千,世间有多少人渴望着法水的滋润,而身为僧伽的我们却偏安一隅,寄佛偷生,真是何其惭愧啊!
来到印度,尼赫鲁总理接见我们时,说道:“印度是佛陀的祖国,佛教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扬佛教的和平主义,是我们佛子都应有的责任。”我心中为之一振,这不正是我多年以前的心愿吗?尼赫鲁不愧为一国之元首,能勇于发此谠论。
一九七六年,美国两百周年纪念,我组团赴美访问,并视察当地佛教的发展,后来又多次应邀赴欧美等地弘法,我发觉藏传、南传、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或由于战争逃难,或随着移民而登陆西方,虽有弘法热忱,但大多缺乏国际宏观,因此组织散漫,无法充分发挥整体的功能。所以,一九七八年,在因缘具足之下,我于美国成立“国际佛教促进会”,随即筹建西来寺,作为国际弘法的第一个据点,其后更以此为基础,相继在美洲、欧洲、澳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回过头来在日、韩、马、菲等亚洲各地建设不下百座佛教道场及事业组织,以健全的僧团作为弘法利生的坚实后盾。
一九九二年开始,我又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以凝聚在家信徒的力量为主,与佛光山各别分院并驾齐驱,期能如人之两臂,鸟之两翼,借着僧信合作,将佛法的光明照耀寰宇。而今已有百余个协会,可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佛光人。他们在全球各地,有的以讲经弘法,有的以文教度众,有的以慈善利生,有的以修持安民,大家奉献己力,造福人群。如今有人说我宿植善因,也有人说我法缘殊胜,其实什么是宿因?什么是法缘?当初我一无所有,如果没有“佛教国际化”的“理想”作为动能,就没有陆续的“实践”工作,当然也就没有这番成果了。
俗谓:“没有天生的释迦,没有现成的弥勒。”佛道难成,但释迦牟尼佛以利济众生为愿力,就能够在五浊恶世成就佛道;弥勒菩萨在燃灯佛时是一个贪着利养的人,但也凭着十大善愿,在世间渐修善根,而于未来次第成佛。所以,佛门里有一句话说:“愿不虚发。”愿,就是一种理想,“有理想,才有实践”,两者相辅相成,才有丰硕的收成。
(一九九七年四月) 继续阅读《往事百语③(书号:12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