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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 全本小说免费看

小说：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 小说：其他小说 作者： 简介：简介：本书是为《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之精装本
本书主题内容为作者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有关中华文化史的一门课程
学生提出许多有关文化问题让作者快速回答，名曰“闪问”
后来这本书又加入了台湾大学许多学生的“闪问”，作者以平实的语言对中华文化的精髓进行了论述，独树一帜
角色：,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免费试读免费阅读

默认卷（ZC） 序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繁体字版，2010年10月由台湾天下远见公司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轰动华语世界。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

默认卷（ZC） 自序

几年前，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每次课后学生又会提出很多文化问题要我快速问答，名曰“闪问”；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

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月，就有很多读者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北大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学问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美色与古老话题联在一起的时候，新旧之间互相映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这本书的初版叫《问学余秋雨》，是一个根据录音整理的粗疏版本，但在大陆很受欢迎，很短的时间内就销售了十二万册。据读者反映，大家最感兴趣的居然是“闪问”部分。台湾顶级出版家高希均教授、王力行女士读了之后竭力主张此书在台湾出版，又建议加入台湾大学学生对我的“闪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把我的初版书稿交给一部分台湾大学学生传阅，然后请他们提出问题。台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我一一作答，并在台北的“人文空间”与他们进行了当面交流。与此同时，我又补充和删除了与北大学生的一些问答。

相比之下，北大学生的问题比较锐利、重大、活跃、有趣，台大学生的问题比较含蓄、雅致、诚恳、天真。我把与两所大学学生的问答，放在全书之前。

由于两所大学学生的共同参与，我这本书的新版就变成了现在的书名——《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

书中的主体内容，就是我在北大开设的课程。这是一部我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明显侧重于早期。理由是，那个时期创建了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相比之下，后来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尽管故事多多，则不妨快步走过。这种格局，我在《寻觅中华》一书中已经有过书面表述。

我与两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那么深入的心灵交往，感到十分愉快。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中华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

余秋雨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

默认卷（ZC） 参与课程的北大学生（部分）

王安安

出生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系约定俗成之电影诞辰日）。幼年起学习乐器及声乐，后转而从事文字工作，有《后校园时代》、《昙花之内，时间之外》两本个人文集。二〇〇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目前是一名职业编剧，并在一娱乐传媒集团担任电影剧本开发工作。

王牧笛

出生在黑龙江畔，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外交学硕士学位，法学、哲学双学士学位。曾担任北京大学辩论协会会长，摘得北京大学演讲十佳大赛冠军。学生时代曾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实习，参与《锵锵三人行》、《世纪大讲堂》、《秋雨时分》等节目的制作。

二〇〇九年起与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联手打造《财经郎眼》，担任制片人和主持人，开播至今成为广东卫视最具标识性和收视率的节目。

周双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生于北京。童年生长在海军大院，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实验班，哲学方向。二〇〇七年七月获本科学士学位。同年九月保送研究生，继续在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硕士，任校研究生会女生部部长。爱好文学、音乐、写作。

诸丛瑜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论文曾获二〇〇九中国优秀广告学硕士论文三等奖。曾任香港TVB明珠台记者、主播，多次参与中央台和各地方卫视节目录制，现任东方卫视记者、编导。在感性与理性中游走，坚信科学、艺术和体育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力量。

吕帆

一九八五年生于西安一个电视人家庭，十八岁进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学习，辅修哲学双学位。期间担任北大电视台记者团团长、戏剧社社长，摘得北大主持人大赛冠军。二〇〇七年终被保送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研究生。本人是一个矛盾体：官运亨通，最怕开会；抛头露脸，实非所愿；站上舞台人来疯，下了台谁都比我疯；可于聚会时大放厥词指点江山，亦喜独处时沏茶品茗读两本圣贤之作，属典型两面派。所幸人本不坏，有点可爱，本性温和，不咬人。

费晟

浙江杭州人，自幼好说爱动，曾在浙江电视台少儿栏目留下身影。长大后明白只有钻研学问才能成为“天下公器”。于是接受先贤教诲，陶醉于墨迹香气。现在已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生。二〇〇七年结缘《秋雨时分》节目，感受颇多。

金子

一九八三年三月出生于哈尔滨。童年与电视结缘，曾是黑龙江省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主演电视短片《美丽的八音盒》获东北三省电视剧“金虎奖”。二〇〇二年考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曾担任北京大学电视台记者团团长。四年后得到北大校长许智宏推荐，保送北大艺术学院继续攻读硕士。

丛治辰

一九八三年生于山东威海，二〇〇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目前在该系攻读当代文学博士学位。青年小说家、批评家、诗人。曾任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社长、《小说选刊》外聘编辑、凤凰网文化频道主编。组织多种文学和文化活动，参与编辑多种民刊。

欧阳霄

四川绵阳人，二〇〇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哲学学士学位，保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目前已获多所海外名校攻读博士邀请。自幼钟情中国艺术，又性喜思辨玄想，憧憬中国宋明儒学，追慕德国古典哲学。有作品集《余山之南》、《云之阁与落木园》、《浮沫集》等传行。

何琳

曾经作为北京大学电视台记者团团长采访诸多政要、学者。带着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心，带着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把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软实力交流当成终生追求的职业目标。现在已经是中国驻美使馆最年轻的女外交官。

萨琳娜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生。有一半的蒙古族血统，可惜已经汉化了。但血液中仍然藏着野性，仍然天生善舞，仍然在梦中看到自己高贵的祖先。小时候在东北长大，后来搬到呼和浩特。自幼喜欢看书，喜欢写诗歌、散文、小说。性情安静柔和，害怕别人大声说话，自己说话当然也很轻声。十六岁成为基督徒，生命不再一样。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

默认卷（ZC） 参与对话的台大学生（部分）

朱天

一九八三年一月生于台湾高雄，现于台北半工半读，努力实践梦想当中：

在梦里，我的左边翅膀充满了音符编织的羽毛，挥舞在充满诗词吟唱、朗诵与合唱的空气中；而右半边则是以笔杆为翼，不时摆动出暗合诗风与文韵的轨迹；双脚紧踏，深根于教育的现实场域；双眼凝望，入神于学术的未来天空。

甘炤文

笔名无邪，布农族族名勒虎，一九八五年降临于世。最好和最坏的时代他都没能赶上，漫游于这个已然无新鲜事、宛若废墟般的星球，他凭借着与生俱来的直觉，发动想象秘力，坚持依循自己的方式经色身的劫，历浊世的险。

日复日，年复年，太阳底下，他仍旧生活、旅行、弹奏、观影、听歌、阅读、思索以及写字。

杨富闵

一九八七年生于台南市忠义路，在台南县大内乡的芒果、柳丁园中野长成人，念过天主教办的黎明中学六年，再读有基督教精神的东海大学中文系四年，最爱的却是妈祖林默娘。热爱民俗活动，喜欢观察“人”在各种仪式间的细微变化，在锣鼓声中体会“人”、体会“美”，从而体会“文学”。现就读“国立”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从大三开始发表散文、小说，作品迭获各种文学奖，在台湾新锐作家当中风格相当强烈。

（参与对话的还有台湾政大、师大的部分学生。）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

默认卷（ZC） 第一部分　闪问

问：秋雨老师，您在为我们讲授《中华文化史》，我想问一个起点性的傻问题：到底什么是文化？我也在各种学术书籍中找过文化的定义，都太长、太杂，什么都包括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但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算得上“文化人”的，范围却很小，主要是指从事人文学科的那些人，有时连工程技术人员也挨不上。我们这些同学都信任您的明快、简洁，请您给我一个答案，好吗？

答：凡是傻问题，往往是根本问题。考古学家心中的“文化”最大，是指人活动的痕迹。行政官员心中的“文化”最小，是指宣传加娱乐。一般民众心中的“文化”最杂，是指古文、英文加文凭。其实，文化的要害另有所在。你看，这些年不少跨国婚姻终于离散，最多的原因是“文化差异”。这就关系到了文化的要害。那么，就请你听听我给文化下的一个最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

问：确实是一个明快、简洁的定义。但我对“集体人格”的说法还是不太明了，能解释两句吗？

答：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都是人格。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鲁迅。他把集体人格说成是“国民性”，写《阿Q正传》《药》《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体人格。这个问题，比鲁迅大六岁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说得最深刻，可以读读他对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问：鲁迅所解释的国民性，有很多比较负面。那么，您所说的文化，包括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也都有正面、负面的区别吧？

答：对。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最后都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努力把人们引向正面的集体人格。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和“觉者”的影响更大。你们如果要从集体人格上研究文化，可以把“君子”和“觉者”作为重点。

问：“君子”、“觉者”、“至人”，这些人格理想有没有共同点？

答：有。那就是大道。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得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

问：现在社会上最热门的“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宫廷权谋、三国计策、生存智慧、制胜方略，几乎全都在油腔滑调地扬恶抑善。秋雨老师，这一切，都是对大道的玷污和干扰吗？

答：对。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断论述着恶的深刻、善的浅薄；不断展示着恶的痛快、善的窝囊。结果，很多文化课变成了让人变坏的课。

问：这是文化的堕落吗？

答：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在儒学后期，我家乡的哲学家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题，认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个觉悟者的起点和终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说“天良发现”、“天地良心”等等。这些说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与生俱来的道德起点，与天地大道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人本性的信心。

问：我们从小就听说，人应该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师的说法，人的天性高于文化，是吗？

答：对。可以问问一切刚做父母的人，婴儿的眼神、表情、动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类学课本？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庄子认为，人们平日学到的东西，大多属于“机心”，也就是机智巧变之心。这种东西一多，纯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备，于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难于进入了。

问：这么说来，文化教育的终极意义很可怀疑？

答：正因为很多文化教育削减了人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文化教育来抗衡，让人在更高意义上恢复本真。简单说来，有人在堆积障碍，有人在排除障碍。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更风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

问：这不是很悲哀吗？

答：就像都市之夜，最风光、最得意的一定是经销商和消费者，而不是清道夫。经销和消费的时间一长，再好的东西也会变成城市垃圾和身体垃圾。我在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发觉文明历史越长的地方现在越坏，几乎成了一种“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几千年来“经销商”和“消费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却已伤残凋零。最后，真正伤残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区，那些国家，那些文明。

问：我听您多次说过，中华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难道它一直拥有足够的“清道夫”吗？

答：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就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遗嘱就是永远做减法，走向极简。由他领头，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是复杂的。也有人想多说一点，但抬头一看这位最有辈分的老祖宗默然在上，也就不敢说了。这个起点，造成了中国文化早期的“轻装”状态。后来越来越臃肿，因此也越来越迟钝，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难了。幸好，中国文化的体量巨大，仅覆盖面积就是世界其他文明总和的十几倍，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荡涤作用。这就像大海，算起来每天有多少垃圾倾注在里边，却因为大，日夜翻卷、移动而自我净化，构成了一切小逻辑都解释不了的“体量逻辑”。

问：您所说的“体量逻辑”很深刻。体量大，除了空间，还有人口，那也是一个“做减法”的大海。历来被写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种种“大事”，绝大多数民众一无所知，因为文盲的比例十分惊人。这会使文化财富和文化垃圾一起走向低效。我们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落后，他们都向往着西方那些沙龙、学派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情景。我猜想秋雨老师未必这么认为，您甚至会觉得，中国民众对学理的隔膜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是吗？

答：你很棒。所谓“低效”，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低消耗”，近似于物理学上的“低熵”。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自在度日。背得多一点，是为科举。那些评古论道、咬文嚼字的人，不多，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关系不深。如果这些人成了气候，空论、激论、偏论泛滥，对谁也没有好处。

总之，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灌输，不喜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问：在我们刚才简短的请教中，秋雨老师随口道出的一系列重要观念，与目前文化领域的多数教授讲的都不一样。例如，您认为文化的最后成果不是文本形态，而是集体人格；您认为世间很多文化行为起到的是负面作用，真正的文化大道反倒与人心良知相关；您还认为中华文明因“低消耗”而长寿……这些观念我都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怪了，一听就接受，而且很兴奋。我通过看在场其他同学的眼神，知道他们与我有同感。顺着您的思维高度，我想问一个难题：既然中国文化对高深学理比较淡漠，它又通过什么方式把民众的直觉经验与大道人心、集体人格融合在一起？

答：我的回答也许会让你们吃惊：艺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征战，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向于艺术。请你们注意孔子在《论语》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两度概括。第一度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二度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通过修身的方式获得人格享受。李泽厚先生把“游于艺”、“成于乐”说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赞同。

问：中国很多人都习惯性地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附庸，即使在讲述古代文化课程，说着说着又缠到政治上去了。讲古代文人的生平，也常常强调他们的仕途坎坷。因此，您说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更偏向艺术，我听起来有点新奇。但是细想之下确实也有道理，中国的唐诗、宋词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一直是历代最流行的“公众人物”。连那个政治人物李煜，风传世间的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这一些，能不能成为您的观点的证据？

答：可以，但事情比这些证据大得多。按照古代圣哲对于中国文化的设计，“礼乐”二字，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传统。“乐”是艺术，这一点你们也明白；但我要告诉你们，连“礼”也是艺术化、表演化、程式化的行为方式。因此，所谓“礼乐传统”，也就是古代圣哲为中国社会构思的一种“美的宗教”。

“礼乐”是比较隆重的仪式，而在日常生态中，中国文人习惯用诗书琴画来“怡情养性”，也就是用艺术标准来塑造情感模式。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艺、诗、乐等等美学行为，成了情感的终点、人格的终点、社会的终点、精神的终点。

问：您多次说过，我们目前在攻读的《中华文化史》课，必须改变这种历史误解。对此，我们作为学生，应该作哪些努力？

答：我提四点要求，请你们参考——

第一，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从古代就开始了。因此，我们要摆脱历史性的心理暗示，让精神价值、集体人格、礼乐传统等等重要命题一一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独立行走。

第二，抢救你们的感觉系统，警惕你们的思维习惯，拒绝课堂上常见的刻板、枯燥、人云亦云、咬文嚼字，激活你们的生命活力，创建一种活跃而睿智的教学气氛。

第三，每次开课前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准备，减少进入新课的陌生感。但切忌准备过分，以免在课前形成固执的观念，而应该在课程中自由寻路，不断重塑自己。

第四，请密切配合我们的课程对于伪完整、伪均衡的彻底突破。在我看来，学术文化上的完整和均衡，大多是为了虚撑规模而削足就履的结果。我只愿选取一些关键门径进入，一旦获得了大感觉便戛然而止，不再滞留和厮磨。例如，我认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精彩勃发，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已大体完成，以后的成果只属于余绪的范畴了，因此我所投放的注意力也完全不同。这就像对一座名山的鉴赏，只需细细品味几个最峭拔壮观的景点已经足够，而不必走遍山区每一个村寨、沟壑。如果走遍，反失魂魄。

问：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取缔，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不该取缔。秋雨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楚辞、汉赋、唐诗好像也不符合英语语法。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就是靠中医佑护下来的。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

问：有学者说，龙在西方是一种凶恶的形象，为了避免误读，中国应该改换一种文化图腾。秋雨老师，您同意吗？

答：别的民族一直用狼、熊、狮、鹫作为文化图腾，没听说要改。祖先们正是预料会有脆弱的后代，才选择了凶猛刚健。我再重复一句话：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

问：体会您重复说出的这句话，我是否能认为，您也不同意用西方现代的价值标准来裁割中国的历史文化？

答：对。西方现代的那些价值标准都很不错，但应该明白，在那些标准出现之前，中国人已经非常精彩地活了几千年。活出了诸子百家，活出了秦汉帝国，活出了盛唐大宋。如果说这些都是白活，你难道不像我一样生气？

问：我很支持秋雨老师的文化立场。近几年突然兴起的“国学”热，是否也出自于这种立场？但我惊奇地发现，您至今没有运用过“国学”这个概念，为什么？

答：我不敢说“国学”，是发现有一些逻辑上的麻烦，一时解决不了。例如，我们国家很大，要说“国学”，似乎也应包括契丹文化、突厥文化、西夏文化、蒙古文化、南诏文化吧？但现在显然没有包括，也没有企图包括的趋向，这很不公平，因为它们都参与并强化了中国整体文化。又如，佛教算不算国学？要是不算，这可是中国民众两千年来极为普及的精神信仰，无疑是“国中显学”，岂能排除；但是如果算上，连法显、玄奘他们也不会赞成。在我看来，地域有界，学问无疆。或者换一种比喻：政治如山，文化如云，云气自由飘荡，不要硬去编排哪几片云属于哪座山。

问：在“国学”热中，有一些激进青年提出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必须过自己的节日，声势很大。反对的声音也不少，主要是说他们“落伍”、“保守”、“反国际化”，但这些声音抗不住他们的“爱国主义”。秋雨老师，您认为从哪一点上才能击中他们的要害？

答：即使“落伍”、“保守”、“反国际化”，也都可以存在，不必反对。如果在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上出现几个峨冠博带、帔帛凤裙的身影，我会很高兴。他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必须”，在于对他人的强迫。爱国主义不应该变成专制主义。历史证明，失控的爱国主义加上专制主义，也就是法西斯主义。

你们如果认识这样的激进青年，有机会也可以在他们耳边悄悄提醒一句：汉服，早在唐代的长安就没有什么人穿了。

问：不少文化人写文章说，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把一种非常值得回忆的早年生态破坏了。秋雨老师写过很多描述早年生活的优美散文，一定也赞同这种看法吧？

答：不赞同。一切回忆，都会以情感删削真实。一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连年战乱、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早年生态”的低劣程度超过现在最坏的想象。就连现在被不少文人描写得流光溢彩的老上海，也完全是一种矫饰的幻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来到上海，他从南京路来到上海的中心区域老城厢后说：“这是整个地球上最贫穷的族群，备受欺凌，牛马不如。我们一直在为世界争取幸福和公平，而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直到我年轻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态都怵目惊心。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主要是针对大面积的低劣生态进行的。中国百姓苦了那么多年，有理由稍稍过得好一点。你们毕业后，不要为了“玩文化”而伪造“贵族凋零”、“皇城暮鸦”、“风华散尽”之类意象，来鄙视普通民众的生态进步。

问：又有一些文化人不断写文章说，北京城新建的地标诸如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都光怪陆离，如果梁思成先生在世一定悲叹“城将不城”，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一个大国的首都，应该保存一些珍贵的历史遗迹，但更应该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请你们联想一下：曾经以花岗岩、大理石的古典建筑自傲的巴黎，在建造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时也遭到过激烈反对，但现在这些新建筑却都成了巴黎的无敌标志。这是一个文化心理的新生过程，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有过描述，你们可以找来一读。至于梁思成先生，那是一位思维健全、兼容古今的人，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保守。一九四七年他第二次从美国考察回来，在课堂上对于欧洲现代建筑结构的几何化、抽象化和不可重复性，如包豪斯学派（Bauhaus）的主张，都很推崇。他如果晚生几十年，除了仍会着力保护古建筑外，还一定会设计出不少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创新建筑，就像贝聿铭先生在巴黎做的那样。

问：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现在该不该动手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有人说，现在经济力量和学术力量都已具备，可以挖掘了。有人说，永远不要去打扰它。秋雨老师的意见呢？

答：过于自信就会产生莽撞，人类不应该把最好奇的事情都在自己这一代手上做完。但是，“永远不要打扰”的说法也不妥，因为谁也没有权利发出隔代命令。我有一种朦胧的预感，随着机器人和高清晰度遥感技术的发展，今后的考古发掘未必继续沿用大规模的开膛剖肚方式。再耐心等等吧。

问：我想请教一个现实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今天社会上，媒体追捧的都是章子怡、刘翔这样的明星，而不是大学者、大科学家？这是不是产生了文化重量的颠倒？

答：你说重了。如果大学者、大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广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记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大学者、大科学家们的安静。

问：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卖炒粉，我们北大的一个毕业生在卖肉，这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说他们不仅自己丢脸，还为学校丢脸。我并不这么看，但细细一想心里又不是滋味，很想听听秋雨老师的意见。

答：在教育大普及的时代，拿一张大学文凭太容易了。如果有勇气在毕业之后返回社会底层取得一番尘世历练，很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学历”。如果是人才，即使一辈子卖食品，也能创建一种高品质的经营模式。当代中国人的最大隐忧，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大拒绝，不都是食品么？自以为聪明的毕业生不敢面对“国之难题”，只会拼凑那些谁也不会去读的论文，那才丢人呢！

问：社会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在为评奖而忙碌。他们把自己行业内的一个个奖项当做足球比赛的球门，整年都奔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些“守门员”和“裁判员”很可能是一个贪污受贿、昏庸腐朽的群体。国际间的评奖，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我们这些人毕业后也会无奈地进入一次次评奖赛事，怎么办？

答：世上一切处于上升势头的行业都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困境的角落。因此，如果你们今后频频得奖了，那就要考虑赶快改行。

问：我们这里有很多教授喜欢把“博士生导师”当成头衔印在名片上，使国外来的教授大惑不解。秋雨老师怎么看中国千奇百怪的“名片文化”？

答：中国文化历来重“名”，所谓“名正言顺”。但是，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名片，本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小物件，却越来越成为“名号紧缩本”，展示着人们的不自信。我见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很多名片上印着“国家一级演员”，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个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拒绝文艺体制改革，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评选？但我到处打听，“国家”并没有设立过这样一个统一的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有“一级”必有“二级”，但那么多年来，我怎么从未见到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国家二级演员”？在北京还见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界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审定他。

在这件事上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总是穿得简洁素雅。如果服装上加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一定是想掩盖一些什么。名片也是这样。

问：秋雨老师，您已经宣告，我们这门课程主要是研究中华文化的原创期和精彩勃发期，也就是从春秋战国到唐宋。这么一来，元、明、清可能比较简略，近代、现代更会较少关注了。但是在我国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分量都大大超重。这很奇怪，追索原因，可能与前几十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这门课不必有古文、外文的技术性难度有关。我想提一个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前不久韩寒、陈丹青在电视上说，冰心、茅盾等人算不上文学大师，却被时代过誉了，结果遭到网民的暴怒型攻击。对此您怎么看？

答：《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一直都太夸张，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应该大大缩减，更应该容忍后人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这些年来我每次去纽约演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而且每次都坐在第二排，后来我们两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由他老人家起头向华文世界推荐的钱钟书的小说，机智过露；我也不喜欢他起头推荐的张爱玲小说中那种太故意的慵滞和琐碎。说完我们都举起酒杯，高声大笑。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自我感觉的人，更不要成为思想僵滞却动辄“暴怒”的一群。

问：听一位年长的老师说，您在二十多年前辞职的时候，上级让您选择两个职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或上海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如果当时您接受其中任何一个任命，这么多年下来，不知会提升到什么高位了。我代表很多同学一起问您：如果让您来领导全国的文化工作，面对目前的精神文化滞塞状态，将会采取哪些大思路来改变？

答：对于当年的所谓“任职”，既然没有成为事实，就不要轻信。这些传言，只会害我。但是，如果要对当前的文化工作提出一些总体建议，我可以发表以下五点意见。

第一，这些年来中国广大民众在抗震救灾、守护生命、倾情民生、拯救环境等方面的空前实践，成果卓著，本来很可以由此重建文化在精神价值、人生信仰、生命意义上的主导地位，但是非常遗憾，复古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个“文化伪坐标”一时高扬，使文化话语大规模地滑向保守和低俗两端。对此，很多官方传媒和政府文化机构都难辞其咎，理应快速纠正。

第二，政府应该像鼓励科技创新一样来鼓励文化创新，并肯定文化创新是其他一切创新的精神基础。在今天国际间，我国文化的内涵创新已严重落后。需要警惕“唯老是瞻”却又严重失实的“民国学术神话”、“百年戏曲神话”的继续营造，防止以“保护遗产”之名阻碍众多民间艺术的新陈代谢、改革转型。应该引导民众对陌生的创新产生敏感，并予以保护，而不是长久沉溺于陈词滥调。

第三，大力缩减已经体制化了的排场文化，缩减对于越来越模式化、低质化、庸俗化的大型晚会的过度张扬，缩减种种官方协会对于国家文化资源的过度占有。不要再用“代表”、“委员”、“理事”、“主席”等等名号来扰乱文化等级。应该承认，古今中外真正高等级的文化创造者大多以个人探索的方式存在于官方体制之外。

第四，国家学术文化的重心，需要从“文本文化”转移到“生态文化”上来。努力削减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无聊文本”、“无效文本”研究上的庞大开支，并把其中比较年轻的研究人员解救出来，参与中华文化在当代精神价值上的重建。

第五，直到今天，我国的文化毁损机制仍然远远超过文化建设机制，原因是文化建设对个人而言成本极大，而文化毁损却完全不必支付成本，又有大量公共传媒加持。因此，应该强力吁请司法部门从法律上严惩那些在文化领域屡犯诽谤罪的媒体和打手，维护中国艺术家的安全与尊严。

问：秋雨老师，我憋了很久一直想提一个问题，不知是不是礼貌。幸亏刚刚您提到诽谤罪，为我壮了胆。谁都知道，您的全面成功和远离官场，使您成为历来遭受媒体诽谤最严重的中国学者，有一批小文人已经把诽谤您作为自己的“谋生专业”。但是，您却从来不反驳。很多崇拜您的读者以为您是“默认”，产生了误会，您好像也无所谓。后来时间一长，谣言不攻自破，但是很多人对真相已经没有兴趣，光知道您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请问，您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您的意志力、忍耐力从何而来？

答：谢谢您的这个问题。我不反驳诽谤，第一个原因是没有时间，就像一匹远行的马没有时间洗刷自己身上的污尘，这不难理解；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救人，这需要用实例解释几句。

例如，全部诽谤有一个起点，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问题很大。我如果要反驳，最有效的办法是公布那个小组的真正成员名单。但是，那些成员都是各大学的退休教师，年迈体弱，早已被诽谤吓住，我一旦公布，那个小组似乎真的有了什么问题，那些无辜老人就无法安度晚年了。因此我决定对自己的生命质量做一个试验：尽管那股诽谤浪潮在南方一家著名周报的鼓荡下已在全国肆虐十几年之久，翻卷出一千多篇诋毁我的文章，我都不予理会，只是平静地用时间的力量为那个小组和那批教授一点点除罪。在漫长的十余年间，支撑我的内心语言是：“挡风遮雨护老弱，纷纷乱箭全归我。”感受着这样的英雄气概和仗义精神，我自己深深陶醉。从此，我对付其他诽谤就更有底气了。有时，我的沉默反而是为了拯救诽谤者。例如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冒出来的那次所谓“诈捐”的诬陷，我如果站出来说明真相，必定会卷动“起哄回浪”，严重危及一位在电视上讲历史故事讲得很好的文人，因此我便木讷得真像做错了什么一样，直到风潮过去。

由此我想送你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机会让生命高贵吗？有，就在似乎失去高贵的时候。

我可能会写一本书叫《谤修之道》，说明只有遭受最密集的诽谤才能实现最完整的修养。这也是我从人格坐标上对中国文化史的一种解读。那本书的笔调会让那些诽谤者也读得轻松愉快，到时候我可以送你一本。哦不，今天在场的每个人我都送一本。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

默认卷（ZC） 台大的闪问

问：余教授，您对台湾文化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

答：几年前我在香港有一个公开演讲，说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高层文化和民众文化都有严重隔阂，只有一个地方，连大街小巷间的普通市民都熟知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第一流作家、诗人、导演、佛学家、舞蹈家、雕塑家，这个地方就是台湾。

不仅熟知，而且尊重。在台湾，政治争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严重，也没有谁会到公共媒体上伤害一个文化创造者。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体现了一种集体文化素养，让人钦佩。我在大陆的一些大学演讲时，一再介绍台湾的这条文化底线。因为在大陆，历来被攻击最严重的总是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艺术家。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之为“柿子专拣软的捏”。连那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著名传媒，也总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软怕硬。

问：这是不是说，台湾的文化品位要高于大陆？

答：不。大陆人口基数大，文化精英、艺术天才的绝对数字肯定远远超过台湾。但是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差别，感觉反而倒了过来。等到哪一天，大陆的传媒开始不再伤害文化创造者了，我们的文化业绩必将让世界吃惊。对此，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问：“捏软柿子”、伤害文化创造者，是不是受到政府的指使？

答：据我本人的切身感觉，不是。一直是一群特殊的文人在闹，他们的特点是：一、有“文革”和“冷战”基因；二、有写作和表演才能；三、有精神偏执病症。这样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社会唾弃，近二十年被传媒宠爱，因此虽是文痞也有了继承人。

问：他们有政治倾向吗？

答：他们的政治只有四个字：毁人不倦。这些年他们在扮演“异议分子”，其实是反对改革开放。“文革”时他们伪称代表“革命群众”，现在他们伪称代表“弱势群体”，性质都一样：攻击一切社会精英，包括文化创造者。

问：对于这种祸害，政府部门没有责任吗？

答：有责任。第一，怂恿他们作恶的传媒拥有政府背景，因此永远不必更正、道歉；第二，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工程师、经济师出身，不知道那些人的毁损行为是在摇撼社会的精神命脉，因此没太当一回事。

问：针对这种现象，我认为作家和学者都应该在政治上大大强化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进行思索和批判，像西方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他们拒绝权力体制的“收编”，却能从边缘重新撼动主流价值。否则，每天传入民众耳朵的只能是您所说的那群人的吵闹声。我们都知道您一直在尽量远离权力体制，却不知您将走向何处：是继续做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还是转而做一个思考和批判社会大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

答：很期待你所说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我不是。因为我没有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上系统下过工夫，更没有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做过广泛调查。如果凭着一点道听途说就随口发言，一定坏事。

问：但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各种社会问题，即使没有系统研究，也有权利发表意见。您是不是太谦虚了？

答：借你的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划清一条重要界线。每个人都可以对医生谈自己的身体感受，但不能冒充医生。我们期待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发现社会疾病、治疗社会疾病的“名医”。只可惜，现在大家都误认为，七嘴八舌、众声喧哗就是药方。更严重的是，很多号称“名医”的人，恰恰是传染病之源。

问：我很喜欢老师的这个比喻。医学与人人有关，但并不是人人可以行医。同样的道理，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您是不是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多了？

答：不，太少了。到处都是自称“包治百病”的郎中，真正的医生只能关门歇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去世的时候，人们的评价是：“伏尔泰先生的每句话，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中国知识界一直没有这样的人，近代以来出现过梁启超、胡适两人，但影响的范围也不大。

问：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当政者不喜欢，还是民众不喜欢？

答：中外历史上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从来与当政者的喜欢不喜欢无关。民众倒是喜欢寻找崇拜对象，但缺少分辨能力。我看主要原因是知识界本身的精神贫血和互嫉互耗。结果，当代中国人文领域“知识分子”的代表，竟然集中在年迈艺人和娱乐明星这两拨人身上，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问：这在台湾好得多。除了您上面说到的那些谁也不会去伤害的文学家、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不少电视上的“言论嘉宾”，或者说是“言论领袖”，俗称“名嘴”。“名嘴”这个俗称给人的整体印象不佳，但如果仔细分辨，其中有一些“名嘴”是有道德、有理性的，也有一定的专业背景，他们能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答：按照一般标准，也可以算，但我心中的标准要高得多。台湾的这些“意见领袖”，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朋友，我深知他们的长处和短处。长处你已经讲了，短处是，话题都太政治、太短效、太雷同，缺少文化精神上的独特建设。民众从他们身上获取的，主要是立场、态度、语句，而不是精神高度和思维方式。这低于他们的实际水平，很可惜。

问：您说他们太政治，但台湾目前的风气就是传媒的高度政治化。余教授，您难道认为，政治不太重要吗？

答：政治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过于意识形态化，就是“冷战思维”。在我的排列中，经济大于政治，文化大于经济，自然大于文化。

问：按照这个排列，我更知道不可能要求您成为那种政治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无论如何，您还是非常“公共”。我们台湾的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学术界，很少有人不知道您。由于您的文章进入了这里的中学课本，连中学生都惊讶您还活着。马英九先生那么忙，还来亲自主持您的演讲。听我们的老师说，您在全世界的华文读书界，影响都一样大。请问，您向这么辽阔的“公共”传输的核心话语是什么？

答：我的核心话语是：仁爱、理性、美。在我看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富裕、发达，只有符合了仁爱、理性和美，才算到达了文化境界和美学境界。

问：在很多文化人看来，政治问题要比美学问题重要得多，对此您有什么回应吗？

答：你们都看了我在北大讲课的记录稿，我反复说明的一个道理，可能连古代的当事人也未必明白。屈原不明白，他写的楚辞比他与楚怀王的关系重要；李白不明白，他写的唐诗比他成为永王的幕僚重要；李清照不明白，她写的宋词比她追随流亡朝廷表明亡夫的政治态度重要。连这些文化巨人自己都轻重倒置，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但是，我终究要告诉民众，他们有权利享受比政治口号更美的诗句、比政治争斗更美的赛事、比政治派别更美的友谊、比政治人物更美的容貌。美，不是外在点缀，而是人性、人情的精选形式。在我看来，政治和经济是在争取生命的强大和自尊，而美，则在争取生命的品质和等级。

问：老师的这段话说得精彩，我会牢牢记住。我和同学们都有一个感觉，您的文章和演讲，我们台湾年轻人接受起来完全没有文化隔阂。查资料，才知道早在海峡两岸还没有正式交流的年代，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都是以最高票获得了台湾的“最佳书奖”。这想起来实在有点奇异。现在，不少大陆学生会到台湾上学，我想问，两岸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化隔阂？这个问题，向您这位“无隔阂者”提出，可能没有答案，也可能有最公平的答案，会是哪一种？

答：大陆与台湾，文化隔阂不多。其中，不少技术性隔阂一跨就过，留下的就是心态性隔阂。说到心态性隔阂，我要为大陆民众说几句话。从表面上看，大陆体量巨大，必然仗势欺人，其实正好相反。自从二十多年前开始交往以来，台湾民众比较低看大陆民众，而大陆民众则比较高看台湾民众。这与当时的经济差距有关，也有政治原因。当时大陆正在全面揭露“文革”灾难，负面信息很多，而台湾正处于“解严”后的民主实验，正面信息不少。两相遇合，似乎有了高低，后来也就形成了思维习惯。直到今天，大陆民众极少批评台湾民众，但台湾民众却比较喜欢批评大陆民众，而且经常把大陆十三亿之众说成是“素质低下”的同一种人。

在台湾传媒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评论者随口吐出的共识，例如：“现在大陆遇到的事，都是我们台湾二十年前经历过的”；“在古代国文和现代国文的教学上，台湾都远远超过大陆”；“大陆有市场，台湾有创意，大陆有工人，台湾有设计”……这些共识，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在此我要劝告台大的同学，我们年轻一代，不要在整体上傲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庞大的人群。很多傲慢，都来自于无知，终究是文化毒药。

问：台湾民众现在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大陆游客，倒是没有特别的负面印象。原来的负面印象，大多来自于香港、美国一些政治性的华文杂志。我听说这些杂志至今还不能在大陆发行，如果能批准发行，一定会引来一些反驳文章，用事实说明真相，会不会情况反而会好一点？

答：这些杂志我看过，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观点，却又把大量的谣言、毁谤当做了自由和民主。现在大陆每天都有潮涌般的民众通过“自由行”到香港购物，当然全能看到这些杂志，但翻几页就不想看了。它们如在大陆发行一定会遭来没完没了的官司，只有现在这样，大陆的被谤者支付不起香港极其昂贵的起诉费用，它们才能那样自由。

问：我舅舅二十年前就到大陆经商了，他说，几位上了年纪的大陆亲戚告诉他，那些杂志上的很多言论、语气，是“文革遗风”，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有点相似。你们可能对“文革”很不清楚，我是过来人，可以说几句。“文革”的起因是执政党领袖试图更换接班人，这本来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由于鼓吹“大民主”，立即变成了一场由极端主义文痞领头的暴民运动，致使一切社会精英都受到袭击。几十年过去，现在我发现上上下下很多人又在以“民意”、“弱势群体”之类的名义怂恿民粹浪潮了，因此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但是不管作任何选择都不能重蹈“文革”覆辙。你们今后如果关心大陆的民主进程，一定要分辨一下，哪一种是“文革式民主”。在法制意识淡薄的土地上，最容易产生的就是这种“民主”。

问：我想比较真实地了解大陆的社会和文化，您能不能推荐一个书目？

答：不要忙着看书，请尽量多到大陆走走，最好住一段时间。如果一时抽不出空，可以多与像你舅舅这样的台商聊聊。按我考察文化的经验，最可信赖的，是切身的生命感受。

问：台湾富士康公司在大陆深圳的工厂接连发生十二起青年工人跳楼自尽事件，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台湾报刊上最常见的一种分析是：由于贫富悬殊，这些独生子女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抚恤金来奉养父母。您的看法如何？

答：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偏见的猜测。请台湾朋友按照常理来推断几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些年轻工人的父母现在多大年岁？四十多岁，正当盛年；等他们失去谋生能力还要多久？二三十年。这些年轻工人全都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并且身处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和公司，怎么会用今天的生命换取一瓢水，去浇灌二三十年后的老树根？

他们的自杀，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关及生命哲学。请想想，他们把自己放在上班的一家工厂里，也只是四十万分之一，而他们，又恰恰是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生命意义的。如果他们真是老一代的农民工，那还有意义，就是企盼今后“衣锦还乡”；如果他们真是老一代的孝子孝女，那也有意义，就是准备今后奉养父母。但是，现在故乡和父母都不需要他们承担这种意义。找不到任何意义的生命飘若游丝、轻如烟雾，产生了一种滑落于悬崖绝壁般的失重感。这是群体生命的当代困境，集中呈现于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动的时空中。学文科的同学应该领悟此间深刻的人文蕴含，千万不要作低俗的解释。

问：几个月前听您在台湾的一个演讲，说到大陆湖北省一群不会游泳的大学生，为救溺水的儿童手拉着手走进危险水域，结果发生不幸，这让我深为感动。但是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大陆一些人报道，大学生遇难后，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还在讨价还价。这让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恶的深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也许，媒体应该隐恶扬善？

答：我不相信那个地区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因为近年来显然没有发生赤壁大战，也没有在这里发动诺曼底登陆，没那么多尸体。

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捞费，也不奇怪。善、恶、义、利，本是交错并存的，不必“隐恶扬善”。

问：我和同学去上海，觉得那里人潮拥挤、步调紧张；而上海的朋友来台北，都很羡慕这里的民主、多元、方便、夜市、小吃、通宵书店、流行音乐……我们是应该在自己适应的地方谋发展，还是应该到竞争激烈的地方去磨炼？您对上海和台北都很熟悉，能提供这方面的建议吗？

答：你对上海的印象，是任何人初到一座陌生城市的共同感觉。其实上海有太多“寂寞梧桐深院”，例如我的台湾朋友登琨艳在沪东的掩荫园落，杨惠姗、张毅在沪西的畅朗府邸，都安静得自成日月。

你所说的“上海的朋友”对于台北的“羡慕”，态度很诚恳，但请不要过于相信。如果哪一天大陆居民可以自由移居台湾了，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上海人不会选择台北，而宁肯选花莲、苗栗。我太了解他们。

从你的年龄和你提问的语气，我建议你更勇敢地摆脱对于熟悉生活的陶醉，去开拓生命的空间，当然未必是到上海。

问：台湾也有孔庙，安静幽雅，总能感受一种对圣人的缅怀之情。但近年去山东，“孔子热”延烧，到处闹哄哄，据说还要打造更豪华的纪念地，收费可能也更贵，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答：我听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仅仅是文化界的现象。历代皇帝祭孔，仪式宏大；普通民众朝圣，更喜欢热闹。圣人塑造社会几分，社会也塑造他几分。如果你不喜欢热闹，那么，你安静了，他也安静了。这就像端午节各地民众热气腾腾地赛龙舟、吃粽子，并不影响我们读《离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妨“随俗”一点。中国文人常常过于自命清高，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增加一点尼采描述过的酒神精神，在民众狂欢中醉步踉跄、融入人潮。

问：读深邃细腻的文学作品，总觉得简体字无法到位，您有同感吗？听说大陆也有人提出要逐渐回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答：你的感觉，只是阅读习惯。我两种字体都读，没有同感。简化汉字，包括简化字数、笔画、异形、异读、古读等很多方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代代都在做。现代的简化汉字运动，始于二十世纪初，比五四运动还早，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过好几个简化方案。五十年代那一次，又包含着“扫除文盲”的急迫性。其实，很多简体字是历代草书中反复用过的，因此连胡适之先生也十分赞赏。我不知道大陆有人提出回复繁体字的理由是什么。在电脑可以轻松自由地选择字体的时代，有这种硬性命令的必要吗？因为这既要改变十几亿人的文化习惯，又要花费天文数字的资金，谁敢下这种命令？连终身只会写繁体字的毛泽东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他只是让自己的诗词印了一些繁体字版本送送老人而已。

问：现在世界的文化潮流，是模糊“精英”和“通俗”的界限，又促动“全球”和“本土”、“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竞争。请问余教授，文学应该如何在这些概念之间觅得定位？

答：文人最无聊的事，是为了讲课和论文，硬行切割出很多界限，再研究这些界限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只要低头看看自己，万物皆备，百学可通，哪有什么界限？歌德说得好：“人类靠着聪明分割出很多的疆界，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文学不是在界限的夹缝里寻找定位的可怜角色，而是自由的精灵，无处不在。

问：在网络出现前，人类只有两件事平等：出生、死亡。现在有了第三件：网络。当今的人类，最大的区分是“数字化”和“非数字化”，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人类的最大区分，还是善良和邪恶。

问：台大学风自由，但是有一些漂亮女生频频在影视中亮相，也引来师长们的批判，认为这牵涉到“公德”、“行为模式”和“社会期待”，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美丽是一种文化价值。欧洲文艺复兴这么伟大，仔细一看当时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发表，只有几位画家和雕塑家呈现了人体的美好。

一所大学的女生频频亮相影视，证明她们各方面都广受观众欢迎，这是十分珍罕的事情。讨论她们该不该出来，十分可笑。这就像上海的某所大学如果一直在担忧学生都成了姚明、刘翔该怎么办，是不是有点滑稽？

问：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散文会不会像诗歌、小说、戏剧的花样翻新一样，蕴蓄着一种突破？

答：文学的优劣，无关新旧。文学的院子非常巨大，我希望同学们多在里边游览欣赏，并投入自己的几分劳动，而不要老想着破墙挖洞。文学和科学的区别，也在这里。

问：当今的散文中，常常出现虚构的内容，您赞成吗？

答：散文是内心的直接外化。一个人的内心很可能有梦幻、冥想、寓言、童话的成分，因此也有了虚构。请读中国散文之祖《庄子》。

问：在网络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大师”的尊称，在台湾也有，不知道有没有准确的定义，是近似于“桂冠”，还是近似于“爵位”？

答：“大师”的称号，最早还是台湾给我的。很多年前马英九先生主持我的演讲，一开头就当众称我为“大师级的文学家”，我很惭愧。但在大陆，这个称号很通俗，一般指三种人：第一种，路边算命卜卦的人；第二种，民间工艺大师，例如根雕大师、刺绣大师、紫砂壶大师……其实是对亲自动手的“大师傅”的美称；第三种，追悼会上的往生者，一个学者死了，称“国学大师”，一个画家死了，称“绘画大师”，依据的原则是“死者为大”。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以我的名义设立“大师工作室”，有一番苦衷。他们说，大学的理工科设立了很多高端研究所，但文化艺术没有。因此经过评选，设立了两个，除我之外，还有九十八岁的周小燕教授的“大师工作室”。在我的工作室挂牌那天我对记者说：“一个人先做大人，后做老人，因此老高于大。我做了几十年老师，现在降老为大，不算什么。”

问：余教授，我们都非常喜欢您锐利、幽默的回答方式。知道您无心多涉世事，却有一种“旁观者清”的痛快。我们准备了一些“一句话问题”，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话回答”，作为“闪问”的结束，可以吗？

答：试试吧，否则今天走不了。

问：中华文化几千年，最普及又最不与其他文化重复的精神价值是什么？

答：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

问：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最缺少的是什么？

答：公共意识、法制意识、创新意识。

问：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在精神文化上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答：普及了“以人为本、生命第一”的观念。

问：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答：在“民意”旗号下的民粹主义泛滥。

问：民粹主义的恶果是什么？

答：暴民得势，变成舆论，吞噬文明。

问：现在的中国大陆，您比较乐观的领域是什么？

答：经济。

问：比较悲观的领域是什么？

答：文化。

问：妨害文化发展的主要对手是什么？

答：传媒。

问：传媒？

答：也有好的，不多。多数传媒既仗势又媚俗，祸害了文化的精神品质。

问：有没有看到复苏的契机？

答：暂时还没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观众都已经拒绝人格提升，沦陷于低层次的狂欢。

问：您不把民众的聚散看成是文化的最高标准？

答：如果把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巨匠都让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投票，我保证，一个也选不上。

问：我们每天很多时间都在网上，这样好吗？

答：不好。赶快自救，在海难中找一个岛屿。

问：我们在网上可以方便地占有各种资讯，这难道不会使自己更强大一点吗？

答：那些资讯百分之九十九对你毫无用处，却把你占有了，你的“强大”是一种错觉。

问：听说您到现在还没有上网？

答：余光中先生说，我们是两条“漏网之鱼（余）”。

问：那么，如果网上出现了您的消息，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您也完全不知道？

答：不知道。因为我的妻子、助理，都不上网。

问：网络上好像有您的微博，经常有您的一些话，不是真的吗？

答：我没有开过微博。

问：听说您至今还没有用过手机？

答：对。

问：为什么这样做？

答：因为我所佩服的所有巨人都不用手机、也不上网，从老子、墨子到康德、爱因斯坦。

问：落伍了怎么办？

答：独立地面对天地生命，永不落伍；盲目地追随热闹潮流，很快凋谢。

问：现在像您这样做的人，还多吗？

答：极少，所以享受“独立”。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我就悄然出走，去首先问津网络。就像二十年前独自出走，去考察废墟一样。

问：因此您其实并不是反对网络本身，对吗？

答：对。

问：我们离开校门之后，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下决心找一个懂得天下大爱又可以生死相依的终身伴侣。一时找不到就虔诚地等待。

问：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以批判之名伤害他人。

问：有很多世界末日的预言，您相信吗？

答：我还没有发现相信或不信的根据。

问：如果那天真的降临，您会做什么？

答：指挥学生驱赶那些用谣言散布最后仇恨的人。

问：您自己的表情呢？

答：用微笑让人安静。安静地走向灭寂，是一种最有尊严的福分。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

默认卷（ZC） 第二部分　课程

余秋雨：每当我在世界各地看到文明殒灭的证据时，总是感到非常震撼。看到一次就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震撼十次。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一种文明的灭亡都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

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大家知道，太琐碎的记忆，很容易导致记忆的失去。因此，我一开头就要设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

王牧笛：我认为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开的，而且，诸子百家的记忆比神话传说要真实可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记忆应该起源于秦汉，因为中国真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还是道统，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

万小龙：我觉得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最初的文化记忆大多来自于物质，来自于生产生活，无论是半坡还是河姆渡，物质文明提供了记忆的可能，否则记忆怎么可能流传？

王安安：我倒觉得，“文化”记忆并不一定要以物质为依据。早在那之前，我们的远古时代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它们才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开端。

余秋雨：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我赞成王安安同学的这个想法。神话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但是，神话太飘缈了，缺少物态支撑，因此人类还是要靠历史学、考古学来唤醒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的唤醒，并不像万小龙和王牧笛设想的那么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我想在这里讲一段往事，说明一种文化记忆的被唤醒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全部课程的一个隆重开头。

这是中华文明面临灭亡的时刻，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十九世纪晚期。当时的政局、当时的国土、当时的民心，就像盘子一样出现了一条条很大的裂缝，盘子里的文明之水眼看很快就要全部漏光。

就在这时，一八九九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个人发现了甲骨文。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这个人叫王懿荣，时任国子监祭酒，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门人。他生病了，发现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材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他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遥远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种记录，这里有祖先的声音。

王懿荣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当时还担任着另一个很紧迫的职位，叫做京师团练大臣。朝廷派他和义和团联系，同时处理关于防卫北京和抵抗八国联军的事务。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离北京。作为一个负责防卫事务的长官，他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选择了自杀殉国。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舍，最放不下的也许就是他书房里边的那一堆甲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这风雨飘摇、血迹斑斑的时刻，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启示这块土地：你们不该这样灭亡，你们应该去听一听童年的声音！此时的情景，中华民族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他会精神一振，想起自己生命的本原，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定会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民族当时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声，就来自甲骨文。

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灭亡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而当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远古的声音时，这种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童年的歌声传来时，武士们已断气多时。一八三九年玛雅文明被发现时，它已经灭亡几百年了；一八七一年特洛伊古城被发现时，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三千多年；一八九九年古代巴比伦文明被发现时，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已经灭绝了三千多年，这个时间和甲骨文被发现是同一年。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灭亡很久了。一九〇〇年，也就是王懿荣自杀的那一年，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发现，而这个文明在三千六百多年前就没能继续；再晚一点的一九〇二年，当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这个文明也消失几千年了。

幸运的是，当中华民族童年的歌声传来的时候，这个文明还存在。

上天似乎担心我们听不懂甲骨文的声音，就在王懿荣自杀前不久，敦煌的藏经洞又被发现了。接二连三地让我们听到自己童年的声音、青年的声音，告诉我们这种文明命不该绝。正是这种歌声，重新唤起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

王安安：我很喜欢秋雨老师关于临死武士听到童年歌声的比喻。一种文明的童年歌声在血泊中听到，才更加惊心动魄。秋雨老师用发现甲骨文的故事来开启一门有关文化记忆的课，也让人觉得惊心动魄。但是，具体来说，王懿荣能不能不自杀？如果他继续研究甲骨文，能不能把文化使命完成得更完整？我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数学家阿基米得在临死前，当古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请让我演算完最后一道题再杀死我。”如果是王懿荣，他会作出这种选择吗？

余秋雨：这就是东、西方知识分子的重大差别，王懿荣一定会把朝廷使命放在第一位。但是，一百多年过去，历史记住他，只是因为他发现了甲骨文——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结果，他的自杀，也就不再是政治祭奠，而变成了一种文化祭奠。在他之后，还有好几位祭奠者，具体原因不一，但都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支付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悲壮的课程，我们下次继续。 点击进入整本阅读《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

默认卷（ZC）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

余秋雨：王懿荣留给儿子一千多块甲骨，但他儿子王崇焕不是甲骨研究者，想把甲骨出让给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同时换取一定的生活经费。

第一人选是刘鹗，也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接过王懿荣留下的大多数甲骨以后，自己又从别的地方收购甲骨，终于在一九〇三年出版了一本合集《铁云藏龟》。刘鹗经过研究作出判断，这是殷人的刀笔。这个判断尽管比较简单，但是非常重要，他把人们的目光准确地拉到了那个重要的时代。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五年以后，刘鹗被问罪了，流放新疆。一九〇九年，因脑溢血在新疆去世。不到十年，对甲骨文的发现作出重大贡献的第一功臣和第二功臣都死了。

诸丛瑜：很奇怪，在金字塔发现的过程当中，考古学家也是接二连三地死去。据说古埃及的金字塔里有一个法老的咒语：“如果谁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必将降临到他的身上。”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和他的团队前后有二十二个人都死于非命，那个神秘的咒语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好像还有一个玛雅文明的水晶头骨，研究者中好多人也会离奇地死去。

余秋雨：对于这一批批伟大遗迹发现者的死，医学家们作了种种解释，却都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人。后来不断有各种新的说法，比较新的说法是这些考古学家遇到了特殊的辐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入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科学和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呢，则要努力地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个狮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似笑非笑？不知道。

当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感就没有了。

《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不是靠已获得的结论，而是靠永远的悬念。

刘鹗死了，他的儿女亲家罗振玉，是一个更大的学者。罗振玉在刘鹗家里看到了很多甲骨，他快速地作出判断：最重要的问题是找到出土地点。

这说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非常困难。古董商人为了要垄断市场，编造了好几个地方，一会儿说河南汤阴，一会儿说河南卫辉。罗振玉还派自己家里的人去那考察过，都没有找到。后来，终于从一个喝醉酒的古董商人嘴里听说，出土地好像是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的村庄。

对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来说，只要讲到安阳，他马上就会想到，那是洹水的所在地，很可能就是殷商的都城所在。他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先派自己的弟弟过去。我在这里请大家设想一下，安阳的小屯村在罗振玉弟弟眼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王安安：刚才秋雨老师讲到，当时甲骨已经被炒得很热，价格非常高，中国人在收购，外国人也在收购，而这个地方又被古董商人保密着。所以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这个小屯村田地荒芜，大家不做别的事情，都在自己家后院或者田地里刨甲骨。我的眼前呈现出了一个个大坑，村民都在那挖掘着可以创收的宝贝。说不定还有的人已经在着手制作假的甲骨了。

余秋雨：你的设想很合理，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发生了。

现场的破坏也就是甲骨文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可想而知。罗振玉下了决心，必须亲自去看看那个现场环境。一九一五年的三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中国学者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学术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

万小龙：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

余秋雨：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四处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万里考察中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中华文明在明代之后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声音。

在安阳，一批伟大的文献就要出土。这批文献一直埋在地下，连孔子都没有读到过，连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

确定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并把它送到当代人的眼前，这是罗振玉的贡献。

罗振玉身边出现了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比罗振玉还要棒，这个人叫王国维。

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学者，和许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样，也没有逃脱自杀的命运。一个王国维死了，而一个商代活了。

我想从宏观上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三相结构”：社会现实发展得越来越糟糕，古代文物发现得越来越辉煌，中国学者表现得越来越杰出。这“三相结构”有一种强烈的不一致，对王国维来说，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最后毁灭的只能是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王国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高贵的悲剧结构，那么他的好朋友罗振玉，却进入了一个怪诞的悲剧结构。罗振玉在尖锐的矛盾当中，选择了一个已经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复辟，到伪满洲国任职。这等于造成了另外一种自杀。

你们看，当一个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声音释放给当代大地听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么多牺牲者。牺牲的形态可能是悲壮的，比如像王懿荣；可能是窝囊的，比如像刘鹗；可能是无奈的，比如像王国维；也可能是怪诞的，比如像罗振玉。这些中国现代学者的生命，成了一种祭坛前的供奉，而中华文化的童年歌声，却被大家听到了。 继续阅读《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书号：11985）》